最早知道云冈石窟，是少年时候看到父亲与那座标志性大佛的合影照片，佛像体貌丰圆、笑容满面、慈蔼可亲的神韵，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父亲一句“那可是整块巨大的山体雕刻出来的巨幅造像”，竟让我萌生出心向往之的愿望。记不得是什么时候，自己有机会得到一张以这座大佛造像设计的明信片，那真是如获至宝，幻想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身临其境，也能像父亲那样，与大佛合一张影。

　　后来工作了，有机会游览洛阳的龙门石窟，当我以仰望的姿态登上奉先寺陡立的台阶，面对卢舍那大佛造像，那巍巍然俯瞰下来的极具压迫感的震撼气势，让自己甚至有诚惶诚恐的不安之感，这绝非之前面对画册当中的图片能够体会到的。据说这座唐代武周时期的造像，是以武则天的容貌塑造而成，这让我又想到了云冈石窟那尊标志性大佛的造像，也是代表着北魏时期一位皇帝的形象。这样的关联，再加上两尊造像颇为相似的神韵，尤其是知道了龙门石窟始于魏孝文帝拓跋宏南迁之后，是云冈石窟精神层面上的延续，期待一睹洞窟佛像尊容的欲望就更加强烈起来。

　　6月12日下午，置身云冈石窟第一座洞窟的那一刻，当面对气势恢宏、造型精准、气韵生动的神祇造像，面对四周层次紧凑、琳琅满目的雕塑与壁画，以往认知它的所有凭借——图片和影视资料呈现的画面，都相形见绌，因为与身临其境的感觉截然不同。那别有洞天、丰赡宏阔、生动详尽、目不暇接、铺天盖地、全息呈现的壮美，是单凭想象所无法企及的，也是《云冈石窟大全》等图册铺展开来也无法给予的。那种洞中日月、穿越时空、恒久常存所产生的视觉与心灵上双重震撼，也是穷尽所有能够驾驭的词汇也难以比拟与表达的。

　　初相识的惊诧感、惊异感、惊喜感、一如期待得那样，有过之无不及。走近、认识、触摸云冈石窟这一盖世文化宝藏，让自己再次一如面对龙门石窟佛造像时那样，几乎失去了语言表达的能力，双眼只顾上直勾勾地、贪婪地、忘我地看着、品着，常常是身子随着脚步挪开了，但双眼如同长在了造像上面，拽不回来。后来读到作家冰心1934年写的《游云冈日记》中，竟然也有与我相似的感受，甚至更甚：

　　万亿化身，罗刻满山,鬼斧神工，骇人心目。一如来，一世界，一翼、一蹄、一花、一叶,各具精严，写不胜写，画不胜画。后顾方作无限之留恋,前瞻又引起无量之企求,目不能注，足不能停,如偷儿骤入宝库，神魂丧失，莫知所携，事后追忆亦如梦入天宫,醒后心自知而口不能道，此时方知文字之无用了!

　　当迈步进入随后的一洞洞石窟之中，那无处不在的佛影神色，简直令人眼花缭乱、忘乎所以，再次贪婪到恨不能把它们全拍进智能手机里。以至于耳麦里早听不到讲解员优美的声音，远远地掉队落单，也错过了与团队在第二十窟云冈石窟标示性大佛造像前合影的机会。只因为自己就想与这些万千人创造的氤氲着神灵气韵的造像们多相处一会，还因为这些天在阅读当中关注到的话题故事，期待得到实地的印证。好在基本上都找到了发生的洞窟所在，能够让自己面对它们，获得片刻设身处地勾连遐想的时间，一切都值了。

　　“帝即如来”的来龙去脉

　　由东向西，颇具历史感地瞭望着眼前这座由北魏皇室经营而成的第一座大型石窟群，我就会想起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武灭佛”的记录，而其中第一次惨烈的灭佛运动，就是由这个王朝的魏太武帝拓跋焘掀起的。三次灭佛运动以悲剧开始，但又都以喜剧收场，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佛教在中国的进一步大发展。北魏王朝就是第一幕悲喜剧的样板，其结果，竟然就催生出这光耀后世的艺术宝库。

　　云冈石窟的产生，人们归功于决定复法的北魏文成帝选择了来自西北凉州的禅修大师昙曜，而国内新疆以东较具规模的佛教徒开窟造像的最早记载，正是沮渠蒙逊在凉州南山开凿的凉州石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述了这一艺术形式产生的缘由：

　　专崇福业，以国城寺塔修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毁盗。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东西不测，就而斲窟，安设尊仪，或石或塑……

　　正是这种忧虑土木金宝终被毁盗,“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之志，催生出了以整体的山体岩石作为雕塑佛像的伟岸形式。而在遭逢中国佛教史上第一次废佛事件后，魏文成帝复法后被委以重任的沙门统昙曜，也必然考虑到这一点。故而开凿大窟大像，首倡石窟译经，广聚沙门同修定法，同时大力宣传三世佛题材和佛教谱系。作为虔诚佛教信徒的昙曜，不能说没有对佛教“末法”时代的某种担忧，因而于北魏兴安二年（453）选择开凿出佛、法、僧惧备的大石窟来弘法。

　　起初以为是在灭佛以后，促使昙曜在选择石窟造像形式的同时，创意出“佛即如来”的智慧捆绑。后据《魏书·释老志》所载，才晓得早在太武帝灭佛前，被魏道武帝拓跋珪委任的道人统法果，已经提出“太祖明睿好道，即是当今如来”的识见，并赋予佛教徒“敷导民俗”的重任。而同一时期的东晋，大臣庾冰也提出沙门敬王之议，并促成佛教“致敬人主”之制。可见佛教徒早就知道如何借风扬帆，在权力的庇护下弘扬佛法。可惜，拓跋焘在长安佛寺里面发现藏有兵器，佛教徒纵酒，与官宦勾结，众多躲避服兵役、不纳税赋的僧尼对国家造成的重负，加之佛道之争的道家代表人物寇谦之的推波助澜，终于让拓跋焘听从一向不喜欢释道的崔浩“佛法虚诞，为世费害，宜悉除之”的建议，开始了严厉的灭佛举措。

　　当魏太武帝被杀、魏文成帝继位后，在复法诏书中，他仍然特别强调佛教应该践行“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的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他接着又“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很显然，这是“帝即如来”的最直接的标记性证明。兴安二年(454)秋，魏文成帝又敕命在京师“五级大寺内，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如此看来，昙曜“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当是前不久五级大寺铸像之举的一次更大规模的宣示。明确记载为皇帝造像且令如帝身，在石窟兴凿史上，这是云冈石窟的一大创举。

　　也正是遵从魏文成帝的意愿，将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另一说为平文、昭成、献明、道武、明元）五位皇帝雕塑成五座洞窟里面的五尊主佛造像，让神道与权力达到了密不可分的融合，并为后世留下这部立体的那个时代众生影像的历史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