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聚焦“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课题，作出了战略部署。如何将全会精神转化为具体实践，关键在于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一、深刻把握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的内在逻辑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系统总结了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为推进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制度优势不会自动转化为治理效能，二者之间存在“转化之桥”，需要精心构建。

　　制度优势的“应然”与治理效能的“实然”之间存在辩证关系。制度优势体现在其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而治理效能则体现在具体问题的解决效率、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社会秩序的维护水平等方面。只有在实践中不断将制度设计的先进性转化为治理实践的实效性，才能真正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从现实层面看，部分地区存在的“制度空转”“政策悬置”现象，恰恰反映了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过程中的梗阻。例如，一些地区虽然建立了完善的网格化管理制度，但实际运行中却存在网格员职责不清、响应机制不畅等问题，导致制度效力未能充分释放。

　　理论维度与实践维度必须同频共振。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不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必须深入研究制度运行机制，探索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具体路径。这种转化需要克服三个关键障碍，一是制度设计与基层实际之间的适配性难题；二是制度执行中的资源保障不足问题；三是多元治理主体间的协同困境。

　　二、构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三维路径

　　推动制度优势向治理效能转化，需要从三个维度构建系统化、可操作的转化路径。

　　第一维度：制度情境化——实现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的有效对接。制度优势的发挥必须与具体治理情境相结合。实践表明，成功的治理创新往往是制度原则与地方实际创造性结合的产物。在实践中，应当建立制度本土化适配机制。首先，对上级制度进行“在地化”解读，结合本地人口结构、资源状况、文化传统等特点，制定实施细则。其次，设立“制度试点区”，允许在特定范围内进行创新性实践，总结经验后再推广。最后，培育“制度转化专员”，培养一批既懂政策又懂实践的基层工作者，专门负责制度解释、转化和实施。

　　如针对偏远山区群众和企业办事距离远、成本高的现实困境，大同市云州区等地探索推行了“流动审批服务站”和“乡村代办员”制度。这一做法，正是将普惠性的便民利企制度原则与当地特殊的“城乡交错、山多村散”治理情境相结合的成功范例，有效提升了政务服务的可及性与群众满意度，是制度优势向基层治理效能转化的生动实践。

　　第二维度：治理精准化——提升制度执行的靶向性与实效性。治理效能的高低往往取决于治理行为的精准程度。现代社会治理需要改变传统“大水漫灌”式的粗放模式，转向“精准滴灌”式的精细化治理。在实践中，应当构建精准治理实施体系。一是需求识别精准化，通过大数据分析、民意调查、网格走访等多渠道，精准识别不同群体的差异化需求；二是资源配置精准化，根据需求优先级和紧急程度，科学配置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三是服务供给精准化，针对特定人群和特定问题，提供定制化、个性化的公共服务。如平城区在社区养老服务领域的创新实践，是治理精准化的典型案例。针对辖区老龄化程度高、老年人口需求多样化的实际，平城区没有采取简单扩建养老机构的粗放方式，而是着力构建了“精准评估、分类供给、智慧响应”的精细化养老服务体系。

　　第三维度：协同系统化——激发多元主体参与治理的合力。现代社会治理是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过程。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有赖于构建有效的协同治理机制，形成治理合力。在实践中，应当完善多元协同治理机制。首先，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多元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其次，明确政府、市场、社会等各类主体的权责边界，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的治理格局；再次，搭建多元协商平台，通过居民议事会、社区听证会等形式，促进不同利益主体的沟通协商；最后，创新激励机制，通过购买服务、公益创投等方式，激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积极性。如我市在推动古城保护与活化利用这一复杂系统工程中，探索建立的“党建引领、政府主导、专家把脉、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居民共建”协同治理模式，是协同系统化维度的典范。

　　三、夯实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支撑保障

　　确保制度优势持续稳定地转化为治理效能，需要建立健全三大支撑保障体系。

　　能力保障体系，提升基层治理主体的制度执行力。制度优势的转化最终要靠人来执行。必须大力提升基层干部和治理参与者的制度执行能力。能力建设应聚焦三个方面，一是政策理解能力，通过专题培训、案例教学等方式，帮助基层工作者准确把握制度精神和政策要义；二是群众工作能力，提高基层干部与群众沟通、动员群众参与治理的能力；三是资源整合能力，培养基层工作者善于利用和整合各类资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技术保障体系，以数字赋能提升治理效能转化效率。现代信息技术为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提供了新的可能。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大幅提高治理的精准性、响应速度和协同效率。技术赋能应把握三个重点，一是建设一体化治理平台，整合各部门数据资源，打破信息壁垒；二是开发智能化治理工具，如AI辅助决策系统、智能风险预警系统等；三是保障数字包容性，避免技术应用造成新的治理边缘群体，保留必要的线下服务渠道。

　　文化保障体系，培育尊崇制度、遵守规则的社会氛围。制度优势的发挥离不开相应的文化土壤。必须大力培育尊崇制度、遵守规则的社会文化，降低制度运行成本。文化建设应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加强制度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宣传我国制度的优越性和治理成效，增强制度自信；二是推广法治文化，培养公民的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三是弘扬诚信文化，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营造守信受益、失信受惩的社会环境。

　　（作者系市委党校党史教研室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