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同博物馆的展厅里，陈列着一块落款为“柳公权”的“琵琶老店”牌匾。相传，唐懿宗咸通年间（公元860年—公元874年），大同军防御使段文楚请著名书法家柳公权亲笔书写了此匾，悬挂在大同城内琵琶老店的门头之上。

　　关于这块匾，更引人关注的传说是，汉元帝年间出塞和亲的王昭君经过大同时就住在这家旅店。夜宿平城，王昭君在月光下轻抚琵琶，弦音如泣如诉，寄托着她的思乡之情。

　　在讲解员或研究者的描述中，我们的眼前恍然会出现一位和亲的女子，马蹄声和琵琶声回响，国家大义和个人情感交织，告别大同后她就要出塞进入一个陌生的世界。

　　关于王昭君的传说是个累积的过程，汉代以后创作出越来越多的故事和人物，让王昭君出塞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和文学艺术母题，戏剧、曲艺、绘画、诗词、影视等均有相关作品，并逐渐成为民族融合的叙事典型。

　　公元前54年，匈奴呼韩邪单于被他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于是南迁至长城外的光禄塞下。公元前52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而且表示愿为汉朝防守阴山防线。公元前36年，汉朝发兵帮助呼韩邪单于据有匈奴全境。呼韩邪单于向汉元帝请求和亲，传说宫女王昭君闻讯后请求出塞和亲。公元前33年，王昭君离开都城长安北上出塞。

　　王昭君和亲远嫁到匈奴后，被封为“宁胡阏氏”（意思是王后），象征她将给匈奴带来和平、安宁和兴旺。这次和亲确实推动了汉朝与匈奴的友好，边塞烽烟熄灭半个世纪，汉族与匈奴之间的交往交流增多，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汉匈之间的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用今天一些研究者的话说，这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极富价值的“重大外交成果”。

　　当然，史书上对这次和亲的记载并没有说王昭君是自请出塞，只记载了汉元帝把昭君赐给呼韩邪单于。《汉书·元帝纪》载：“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嫱为阏氏。’”《汉书·匈奴传》载：“单于自言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上书愿保上谷以至敦煌，传之无穷，请罢边备塞卒吏，以休天子人民。”

　　今人无法想象王昭君的真实心理，但是我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有多少人真心愿意离开故国离开首都远嫁塞外？王昭君出塞后，曾因匈奴“收继婚”习俗上书汉成帝请求归汉，被拒后无奈从俗。这表明即使她最初可能有主动意愿，但面对异域生活、文化差异及后续婚姻困境，内心充满矛盾与无奈。王昭君是否“愿意”远嫁塞外难以简单定论，她可能既有主动追求改变命运的一面，也有在时代和制度约束下被动接受现实的一面，其选择是个人意愿与历史环境交织的结果。

　　王昭君踏上了远嫁之途，关于其出塞的线路史书并没有明确记载，研究者至今多有争论，目前国内主要有秦直道路线说、通塞中路路线说两种观点最为引人关注。

　　秦直道路线说形成得比较早。推测和亲队伍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沿秦直道依次经过北地郡（今甘肃庆阳）、上郡（今陕西榆林）、西河郡（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朔方郡（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抵达五原郡治所九原（今内蒙古包头市九原区）。这里是汉匈交通枢纽，也是出塞前的最后汉地。从汉匈官方指定的通关口岸五原塞出塞后，队伍西行穿越阴山山脉，可走《汉书》明确记载的呼韩邪单于北归出口鸡鹿塞（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也可走赵秦故塞高阙塞（位于今乌拉特后旗）。继续前行越过阴山北麓丘陵，经光禄塞列城（如支就城、头曼城、宿虏城等），最终抵达匈奴单于庭（今蒙古国乌兰巴托附近色楞格河上游）。

　　通塞中路说认为，王昭君和亲队伍从长安出发，向东行至蒲津（今山西永济西蒲州镇与陕西大荔朝邑镇间的黄河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境内。经过运城、临汾、太原等盆地后继续北上，越过雁门关（今山西代县西北），进入大同盆地，经大同市平城区、左云县，再经杀虎口（今山西右玉县西北），出塞后继续北上，经云中郡、五原郡，最终抵达匈奴单于庭。

　　无论和亲队伍走的是哪条线路，西汉和亲队伍是离不开马匹的。正史中没有详细记载和亲队伍，但可从相关史料中梳理出部分信息。《汉书·匈奴传》和《后汉书·南匈奴列传》都提到，汉元帝赐予呼韩邪单于“宫女五人”，可视为和亲队伍的一部分。关于护送队伍可结合汉代和亲惯例及后世文献推测，应该有朝廷官员负责送亲，另有护卫士兵保障和亲队伍安全。这支和亲队伍分乘马匹和马车，形成线性行伍。

　　按照艺术叙事，汉元帝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暮春，和亲队伍抵达平城时，桑干河解冻，杨柳抽芽。和亲队伍入驻城内最大的东胜店（今琵琶老店旧址），店家备好粮草与马厩供长途马匹休整进食。

　　王昭君出塞为汉元帝竟宁元年，属西汉晚期。此时西汉马政已臻成熟、马匹应用体系完备。经武、昭、宣三朝经营，至元帝时官马总量稳定在40万匹以上，军马储备充足。边郡牧苑成熟，驿传体系完善，传马、驿马、军马、乘马分工明确。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传马名籍》记载，敦煌郡九所厩置配备传马360匹，足见马匹在交通网络中的地位。当时，驿传以“传马+传车”为标配，公务出行按级别配马。和亲、出使、巡幸等长途出行以马为主力。官员、使者、宫女一般都乘骑马匹，灵活快捷。驮马为运载物资、嫁妆、辎重的核心运力。传车以马牵引，平稳舒适。

　　在这样的条件下，驿传体系完全可以为和亲队伍提供完备马匹保障。当时虽然还没有发明马镫，但马鞍已经改良，低桥鞍由兽毛填充，乘坐较为舒服。王昭君出塞队伍中，应该是战马用于护卫，驿马供官员乘骑，驮马装载嫁妆、粮食和给养，形成“马为主、车为辅”的行旅格局。

　　一些文学作品描述，王昭君夜宿平城，在月光下轻抚琵琶，弦音如泣如诉。悠扬的曲调不仅寄托了她的思乡之情，更被平城艺人记录下来，融入地方戏曲耍孩儿的唱腔，流传千年。

　　王昭君的琵琶曲和后世的戏曲耍孩儿怎么相融，大概还需要作家们继续创作，不过可以肯定，琵琶作为“马上之乐”在西汉后期已经沿丝绸之路传入中原。琵琶早期称“批把”，东汉刘熙《释名·释乐器》中说，“批把本出于胡中，马上所鼓也。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象其鼓时，因以为名也。”

　　琵琶起源于西亚，经中亚、西域沿着丝路传入河西走廊，再入关中、长安并扩散中原。《汉书》没有记载昭君携琵琶，但《后汉书》《琴操》等文献及民间传说都说其“马上弹琵琶”。结合西汉琵琶传播背景考量，和亲队伍携带琵琶符合历史逻辑。王昭君时代，琵琶已经从西域传到中原并继续向周边扩散。至于王昭君本人会不会弹，西汉宫女普遍接受乐舞教育，琴、瑟、笙、竽、筑等为常技，学习琵琶等外来乐器并不奇怪。人们将“善乐”集中到王昭君身上，符合人物塑造逻辑，也符合时代乐教背景。

　　另外，从考古图像看，西汉马背上的乐舞是常态。出土汉画像石中有马上吹角、马上鼓乐和骑吹仪仗等，证明汉代人习惯在马背上进行音乐活动。当然，至今未见西汉时代“昭君弹琵琶”图案，目前能够确定的最早琵琶图像多在魏晋南北朝，但乐器传播规律是先有实物使用，再有文献记载，然后才是图像定型。因此，西汉使用琵琶、东汉定名、魏晋图像化，完全符合传播史顺序。

　　为什么会形成王昭君和琵琶的固定对应？首先是昭君出塞历史真实提供了附着点——确有其人，确有远嫁之路，确有跨民族交流，确有胡乐传入。文学叙事中的传说，不是凭空捏造，而是在真实骨架上的情感填充。另外，王昭君和琵琶意象高度匹配——昭君代表了离宫、远嫁、大漠、思乡，琵琶代表了胡乐、马上、边塞、悲音，二者在文化气质上天然契合。即便不是王昭君本人天天弹，但“昭君+琵琶”也真实反映了西汉晚期胡乐东传、民族交融、边塞行旅、女性情感的时代风貌，并非后世凭空虚构。

　　直至今天，昭君出塞叙事的核心使命没有变更过。在大同的传说中，昭君临别时将琵琶赠予了店家，马匹驮载着和亲信物穿越草原，将汉匈两家的情谊延伸至漠北。在漫长的农业文明史上，马匹是人类的忠实伙伴和驿传体系的关键要素，也是边境贸易的重要商品和胡汉各族的文化载体。可以说，马串联起了汉代不同的文明，昭君出塞更是在马蹄声和琵琶声里让和平的种子在草原和中原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