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

　　城市是人类文明的物质载体，更是一段鲜活、立体、可感知的时空记忆。在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的当代，老城肌理的消解、历史场景的消逝，让城市记忆的传承面临严峻挑战，如何留存城市的历史脉络、唤醒大众的乡土认同，成为城市文化研究与历史传承的重要命题。2026年春，马立平、李利萍编著的《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全三册）出版，这部收录1500余张珍贵影像的鸿篇巨制，以视觉文献为载体，跨越百年时空，全景式呈现了大同古城的沧桑变迁。拜读书中的文章，放大细节查看一张张图片，《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不仅是大同城市历史的视觉汇编，更以严谨的学术梳理、多元的史料整合，成为研究城市变迁的经典文本。

　　多元影像整合：建构城市历史图像谱系

　　说到包括城市史等历史研究，很多人往往首先想到文字和实物史料。其实，图像、口述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形式。长期以来，内地历史学研究主要以文字史料为主体，实物、口述史料往往作为旁证，图像史料的运用更是相对边缘。

　　英国学者彼德·伯克在《图像证史》一书中说，“使用摄影档案的历史学家人数相当少，相反绝大多数历史学家依然依赖档案库里的手抄本和打印文件。”“历史学家如果在行文中讨论了图像，这类证据往往也是用来说明作者通过其他方式已经做出的结论，而不是为了做出新的答案或提出新的问题。”

　　不过近些年来，国内有许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图像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意义，并自觉运用图像史料进行历史研究。图像是以人类视觉系统为基础的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人类视觉性的物质来源和永恒媒介，也是人类认识世界和人类本身的重要源泉。图像可以出现在各种物理介质如木石、金属、纺织品、纸、玻璃、塑料等物质之上。图像包括各种画像、雕塑、浮雕、摄影照片、电影和电视画面、地图以及证章上的画像等。

　　历史图像学确立了图像作为第一手历史史料的学术地位，提出“图像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历史的见证者与塑造者”的核心观点；倡导透过视觉表象挖掘深层历史文化内涵；强调影像在历史再现、记忆建构中的独特价值。《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契合了历史图像理论，通过海量珍贵影像的搜集、整理、考证与解读，完成了对大同城市记忆的系统性重构，实现了“以图证史、以图释史、以图存史”的著述效果。

　　马立平、李利萍耗时多年，从4万余张影像素材中精挑细选，最终定稿1500余张，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首次公开面世，还有一些图片因城市建设的巨变成为绝版史料。这些影像来源涵盖三大板块：编著者数十年持续拍摄的城市变迁纪实作品、本土摄影人留存的经典老照片、海内外搜集的市民私藏照与域外影像。这些作品的拍摄者既有本土学者、普通市民，也有外籍旅人、专业摄影师，不同身份的记录者从多元视角在时光流逝中定格了大同的百年风貌。

　　从历史图像理论来看，这种多元主体、多维度、长时段的影像整合，突破了单一视角的历史叙事局限，让城市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记载，而是充满烟火气、兼具客观性与丰富性的视觉呈现。《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中的每一张影像都是独立的历史切片，既记录了城墙、街巷、牌楼等物质空间的形态，也捕捉了市民劳作、市井生活、民俗风貌等社会场景，共同构成了大同从清末民初到21世纪初的视觉历史链条。相较于文字史料，这些影像以直观、真实的视觉信息，还原了不同时代大同的城市面貌、社会生活与文化生态，为大同城市史研究提供了无可替代的视觉史料支撑。

　　当然，单纯的影像堆砌无法实现史学研究的价值。《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对每一张影像进行了精细化考证与深度解读，实现了视觉表象与历史内涵的有机统一。编著者秉持严谨的学术态度，对每张影像的拍摄时间、方位、建筑背景、人文内涵进行逐一核实，在图片说明中详细标注关键历史信息，同时以10万余字的文字梳理，搭建起两千多年来大同城市发展的历史脉络。

　　《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对影像进行了层层递进的解读。在前图像志层面，清晰呈现影像中的建筑、人物、场景等视觉元素，还原大同古城的直观风貌；在图像志层面，结合历史背景解读影像的主题内涵，梳理老街巷名称流变、建筑功能变迁、社会生活演变等具体历史事实；在图像学层面，上升到城市文化、地域文明的高度，挖掘大同作为北方军事重镇、千年古都的历史底蕴与文化精神。这种解读方式，让静态的影像转化为动态的历史叙事，让看似普通的老照片成为解读大同城市密码的钥匙，既填补了城市文字史料的空白，也修正了部分口传历史的偏差，让大同的百年历史变得可触摸、可感知、可深究。

　　英国学者哈斯克尔在《历史及其图像》中指出，图像不仅是历史的记录，更是后世建构历史记忆、传承文化基因的核心载体。在当代大同城市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年轻一代对故乡的历史记忆逐渐模糊，城市集体记忆面临断裂危机。《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串联起大同从清末的古城风貌，到民国时期的社会变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城市建设、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巨变，能够唤醒不同年龄段大同人的乡土记忆。对于老一辈市民而言，影像中的老街巷、老建筑是乡愁的寄托；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些未曾见过的历史场景是认识家乡、认同乡土文化的重要途径。通过影像的视觉冲击与情感共鸣，图书完成着城市记忆的修复与传承，让大同的历史文化以又一种鲜活的方式融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空间分层解构：展现大同古城空间演变

　　城市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交叉融合的学科，聚焦于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城址变迁、职能转化、人地关系等议题，强调从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剖析城市形成、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与地理逻辑。《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突破了传统城市史重时间、轻空间的叙事局限，以空间为骨架、以时间为脉络，构建起时空交织的编撰体系，系统展现了大同古城百年空间形态的演变历程。

　　城市空间是一个层级分明、有机联系的整体，其内部结构的演变直接反映城市的发展历程。《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对大同古城进行了系统性分层解构，形成了清晰的空间叙事脉络。全书三册分为两大空间板块，第一册《城墙的传说》聚焦城市防御空间，详细梳理主城东西南北四面城墙与东小城、操场城等子城的形态变迁；第二和第三册《街巷的记忆》则深入城市内部生活空间，以四大街、四牌楼、鼓楼等标志性建筑为骨架，以八条核心小巷、七十二条绵绵巷为脉络，再细分四大区域、涵盖街巷与庙宇两大类别，完整勾勒出大同古城的空间肌理。

　　这种空间解构方式，遵循了大同古城的历史空间格局，既体现了中国古代城市“礼制布局、中轴对称、层级分明”的营建理念，也还原了大同作为军事重镇与商贸城市的双重空间特征。从城市历史地理学视角来看，城墙作为城市的边界空间，是城市防御功能、政治地位的直观体现；街巷作为城市的脉络空间，是市民生活、商业活动、文化交流的核心载体。《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通过对不同空间层级影像的系统整理，清晰地展现了大同古城从宏观到微观的空间形态，让读者直观看到古城空间的完整性、逻辑性与独特性，为研究大同古城的空间营建规律提供了视觉依据。

　　城市历史地理学强调“时间是城市空间演变的核心轴线”，任何城市空间形态的变化，都离不开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将百年时间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通过不同时期同一空间节点的影像对比，直观呈现大同古城空间的演变轨迹并剖析其背后的历史动因。

　　从清末民初的完整古城风貌，到民国时期的局部变迁，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城市功能的调整、改革开放后的城市扩张，直至21世纪初的古城保护与更新，大同古城的空间形态在百年间发生了深刻变化，部分传统街巷消失，部分古建筑损毁，城市功能区不断调整，现代建筑逐渐融入古城空间。《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通过同一地点不同年代的影像对照，结合文字史料梳理，清晰揭示了大同古城空间演变的两大逻辑：一是自然历史演进，即城市自身发展、人口变迁、功能升级带来的空间调整；二是外部社会变革，即政治变迁、经济发展、城市化进程对城市空间的重塑。这种时空结合的叙事方式，展现了“空间随时间而变”的客观规律，也挖掘了城市空间演变与区域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

　　城市空间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人类生活、文化传承、情感寄托的场所，人与空间的互动，构成了城市历史的核心内容。《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在梳理古城空间演变的过程中，始终兼顾“人”的元素，将建筑空间与市民生活、民俗文化、地域精神紧密结合，诠释了大同古城的人地关系。

　　书中的影像既记录了城墙、街巷、庙宇等物质空间的形态，也定格了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日常，生动展现了人类活动对城市空间的塑造，以及城市空间对人类生活的承载。从城市历史地理学视角来看，大同古城的空间格局，是古代军事防御、商贸交流、民俗生活等多重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百年间的空间变迁，也深刻影响着大同居民的生活方式与文化认同。通过图书中的影像与文字，建筑空间拥有了人文温度，也揭示了“城市空间为人而建、因人而活”的本质，为当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城市更新中的人地关系协调提供了诸多启示。

　　一座城市的灵魂，藏于岁月的沉淀，显于时空的印记。掩卷长思，《大同城百年影像史（1907—2021）》确非简单的影像合集，而是一部城市历史研究著作。当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如何在城市建设中保留历史肌理、传承文化遗产，成为各地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影像中回望大同古城百年沧桑，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有理由相信，随着这部著作的传播，更多人将透过一幅幅珍贵的光影感受到大同古城的历史脉动与文化荣光，也将唤起更多人对城市历史的珍视、对乡土文化的守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