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三方特别的“书桌”，在记忆里生了根似的。

　　第一方特别的“书桌”，是我家的大土炕。儿时，老屋里有一盘大土炕。炕上铺着印了花朵的浅粉色炕单，那花盘比我家盛菜的碟子还要大上一两圈，花瓣一层叠着一层，厚厚的，又密密的。

　　趴在炕上写作业，写着写着，就开小差了。炕单上的花扯走了我的目光，盯着那花朵，思绪如野马奔腾：一阵风吹来，这花会不会随风起舞？母亲要能在院子里种几棵这样的花，这寂静的院子得有多热闹？要是我能有一件这样的花裙子，穿着它得多惹眼？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中，字写得歪歪扭扭，似步履踉跄的酒鬼。

　　第二方特别的“书桌”，是我家的四脚矮木桌。那张桌子，现在早已不见踪迹。但很多年前，当我还是个学童的时候，它不仅是我家的餐桌，还是我的书桌。桌子通身是深棕色，桌面并不平整，中间位置是两块木板咬合的缝隙，右下角有一个拇指肚大小的凹坑，坑里黑乎乎的，像桌子的一只眼睛，只是少了眼睛的光泽和灵气。

　　吃饭的时候，它是饭桌，被父亲抱上土炕，再用抹布擦一遍，顷刻间俊俏了几分。米饭、大馒头、烩豆角、菜包子、鸡蛋饼、疙瘩汤、油炸糕……样样可口的饭菜被小木桌“照单全收”。我们一家人围着桌子而坐，吃着、说着、笑着，小木桌像一位忠实的听众，安安静静地侧耳倾听。趴在小木桌上写作业，常常是晚饭后的事情。母亲洗刷完碗筷，喂过了猪羊鸡，坐在炕上开始纳鞋底。我趴在小木桌上，面前是打开的作业本。“你看，这个字你写得对吗？”坐在旁边的父亲指着作业本上的“寒”字问。“咋了？”粗心的我很不服气。“你好好看看，这个字怎么写？”我拿着作业本盯着“寒”字看，半天看不出个名堂。父亲要我拿出生字卡，他指着放大了的“寒”字说：“你看，宝盖头下面是三横两竖，不是一笔下来的‘人’。”经父亲这么一指点，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一直在写错别字。

　　如今，父亲，这个为我指出错别字的人离开快三十年了。矮木桌品尝过酸甜苦辣，也亲历过生离死别。

　　第三方特别的“书桌”，是母亲专属的“牡丹”牌缝纫机。这台缝纫机是母亲结婚时的彩礼。母亲是使用缝纫机的一把好手，细心呵护之下始终崭新如初的缝纫机摆在窗边，母亲坐在缝纫机前的木凳上，身子微微前倾，眼睛牢牢盯住飞速起落的机针，左手轻按布料匀速往前推送，右手指尖随时微调布料松紧，双脚踩动踏板轻重有度，快慢随心。“哒哒”的机声错落悦耳，厚棉布、的确良、软绒布在她手下从不走斜起皱，针脚匀称细密。街坊邻里但凡有缝补、做新衣的活计，都专程寻到家里来。无论是缝补磨破的衣衫，还是裁缝新衣，母亲都格外用心。

　　坐在缝纫机前写作业，恍惚中总觉着自己也变成了母亲一样的裁缝，以纸张为布料，用笔墨做针脚，一针一线，缝制着自己学识的衣衫。

　　眼下，每次走过儿子的书桌，看到桌上的书本玩具，心底不由得泛起阵阵想念，想念那土炕做书桌的日子，那是天真烂漫的日子；想念那矮木桌做书桌的日子，那严而有慈的教诲字字铭心；想念那缝纫机做书桌的日子，那里有追寻理想的坚定脚步。

　　特别的“书桌”，串联起长长的半生，那些岁月，因为这一方方“书桌”，有了色彩和滋味，更有了一针一线缝制人生的笃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