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字见大同 2027》文创台历创作配套姓氏印章，不只是添几枚装饰，更是想用刀与石，接住大同厚重的历史，接住时光里不曾消散的北魏风骨、古城烟火。

　　这套台历选了十三个大同古姓氏：厍、元、难、贺、折、韩、娄、高、帖、拓跋、车、温、门。十三个姓，牵出一部鲜活的民族交融史。在太和年间推行的那场汉化改革中，孝文帝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并从皇室示范推及整个社会；难姓出自鲜卑吐难氏，都城迁洛后部分留居平城，以难为姓；拓跋姓源出鲜卑，“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一个姓里藏着一座山……这些姓氏，有的出自鲜卑，有的源于中原，有的在平城扎根，有的经雁北迁徙，最终都在这座城里留下了姓氏的痕迹。

　　翻资料时，最难查的是厍姓，它像一个直接从北朝史书里走出来的字，翻遍古印印蜕、流派印章、书法篆刻字典都很难查到，我在印稿纸上设计了好几稿，不敢轻易下刀。

　　刻“难”字那晚，窗外风大。隹部那笔斜笔，我改了又改，总觉着那斜笔里藏着点什么——我想，吐难氏留居平城时，大概也刮过这样的风。

　　一方印，是凝固的文字；一本台历，是流动的时光。当篆刻的朱红印记遇上一整年的晨昏四季，时光与印章便有了一场跨越古今的相逢。

　　创作的过程，是一场与时光的对坐。前期翻阅《魏书·官氏志》，梳理鲜卑汉化姓氏源流，为设计印稿找思路。选字形是第一道关，不能凭空臆造，既要参考字源、汉印文字徴、篆刻字典，又不能完全被古形捆住手脚。笔画多的字如贺、韩、娄，在小篆原形之上简单变化、妥帖盘曲，力求有一丝高古气息；笔画少的字如元、门，守住小篆简约骨架，大块留白，疏而不空。不求奇险变形，于平正中寻求变化。

　　“拓跋”一印，风格取朴茂苍茫，暗合鲜卑部族的雄健与后来汉化沉淀下来的从容。刻时，我特意起刀重些，收刀轻些。落刀那一刻，忽然想起《魏书》里那句“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一个姓，原来是一族人从山里走出来的记忆。“元”字具有“初始、本源”的美好寓意。公元496年，孝文帝下诏将皇族姓氏“拓跋”改为“元”，这是北魏汉化改革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步。“元”姓印章设计为圆形，求简净、圆融，体现“万物之元”的意蕴。“车”姓为椭圆印，小篆“车”本象古代车舆之形：中竖为车轴，上下横画代表车衡与车轸，两侧合围轮廓为车厢，字形保留象形本源。“折”姓设计为细朱文，左侧手部笔画多纵向垂笔，清瘦挺拔；右侧“斤”部多用圆弧曲线，细劲而富有弹性。“高”“帖”“温”这些，在端庄之中适度舒展，像古城街巷，方正里自有生机。

　　刻白文那几方时，我选用汉篆，端庄沉静，特意把线条收拾得干净些，像古城墙的砖缝，不花哨，但经看。朱文取工稳一路，以王福庵和陈巨来为宗。王福庵的铁线篆圆劲凝练，线条里有书写性；陈巨来的元朱文布局疏密停匀，气韵静穆。我的取法，是在二者之间找一条适合姓氏印的路——以王福庵铁线篆的圆转骨架立形，取其凝练匀净；局部借陈巨来的装饰性，让繁复的字在圆势中获得秩序感。

　　刀法上，长线条用冲刀求流畅，转折和起收用切刀求力度，根据内容、字形和朱白文的不同，冲切并用。收刀时略作顿挫，使圆中带方、柔中存骨。

　　一方一方刻下去，是取舍，也是修行。每一刀落下去就很难撤回，如同时光，一经走过，不能涂改。每方印最终的呈现不是完美无缺，但自然承载了这种“求缺”的智慧——缺处即活处，不满处即有余处。这和台历本身何其相似：日子并不全是精致漂亮，有风雪，有烟火，有古遗址的残缺，有老故事的模糊，正是这些，构成真实、厚重的美。

　　十三方印全部完成，一一排布，仿佛看见北魏平城街巷，不同民族的人们在此共处共生。刻完这组印，我的体会慢慢超出技法本身。从前读北魏历史，只知孝文汉化、云冈开凿，都是宏大的历史叙事。当把一个个与鲜卑有关、与那场汉化改革有关的姓氏刻入石章，才读懂历史藏在细碎方寸之中。所谓文化融合，从来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不同文明彼此接纳、互相滋养。我们今天常说中华审美，到底是什么？它是庄子所说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是石窟不刻意打磨的岩石肌理，是汉印不刻意讨好的线条，是古城墙历经风雨之后的沉敛，是多民族交融之后兼容并蓄的气度。一方印不过几厘米，却要装下字源、历史、地域气质；一本台历，一年三百多天，薄薄一册，却装下一座城的前世今生。以小见大，以静观动，这就是中国人独有的思维与审美。

　　《字见大同》，看见的不只是与大同相关的文字，更是藏在文字里的中国。那些从草原走来、从山谷迁来的姓氏，那些刻在石头上、写在史书里、落在印章上的汉字，共同织成中华文化。

　　时光不停向前，台历会一页页翻过，一方印章，却可以把某个瞬间、某一种心境长久留存。为《字见大同 2027》文创台历制印，于我而言，不只是一次创作，更是一次提醒：所谓传承，不是复刻古人的样子，而是学着像古人那样，用心感受一方水土、一段时光，把自己的理解、敬畏与热爱，郑重地落于刀石之间。朱红一点，映着古城的晨昏；方寸之间，装着岁月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