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惭愧，我是2014年才第一次阅读莫言最负盛名的小说代表作《红高粱》，那时，距离这部作品首发（刊于1986年第8期《人民文学》），已经过去将近30年。

　　30年，物是人非，所有的人和事都无法回到当年，小说成了一个时代的记忆和纪念。写出《红高粱》的时候，莫言刚到而立的年龄，实在让人叹佩他的文学才华。《红高粱》发表前，他已经以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刊于1985年第2期《中国作家》）震动文坛，而《红高粱》的出世，则让这位从山东农村走来的文学青年，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一匹“黑马”。

　　我一个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人，对莫言作品的了解和熟悉，是在新世纪之后了，特别是读大学期间，而这前后超过20年的时间跨度，莫言早已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文坛骁将的成长和转变。当我邂逅他笔下的人物和故事、走进他营造的瑰丽磅礴的小说境界时，中国当代文学已没有了上世纪80年代那样的激变和碰撞。然而，《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这些打着鲜明“莫言风格”的著名小说，自问世之日起，就具备了经久不衰的经典品质——它们所散发的力度、所探讨的深度、所产生的热度，一直持续到当下。

　　高粱，也许是高密东北乡最闪亮的名片吧，只是，在莫言将它引入小说创作前，那广袤的高粱地大概是清冷的，也是无名的，尽管风吹过，它们像汪洋大海一样起伏，但所蕴藏的生命力，恐怕少有人知晓，而祖辈们曾经在高粱地里与侵略者殊死抗争的身影，也存在记忆里依稀难寻。“八月深秋，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高粱高密辉煌，高粱凄婉可人，高粱爱情激荡。”这是莫言在小说里的几句抒情——抒发他对故乡和高粱的爱恋。循着这样的爱恋，我的眼前出现了漫无边际的高粱地，红得似火，起伏如波。高粱地的尽头是连绵的群山，山那边，还是高粱地。夕阳将落，风吹得高粱唰啦啦响，排山倒海的声音，层层叠叠传至远方，天地间充斥着一股神秘而莫测的力量。

　　《红高粱》孕育于高密东北乡血一样通红的高粱地，像一首气壮山河的长诗，书写着莫言对故乡的挚爱。中国当代作家里，很少有像莫言那样书写故乡——既骂得狗血喷头，又爱得酣畅淋漓。他爱高密东北乡那片土地的崇高与伟大，所以写起来情深，但又恨那片土地的蒙昧与落后，因而笔下皆是批判。

　　写作《红高粱》时，甚至在酝酿文学梦时，故乡的高粱想必早已是莫言心底割舍不下的一个意象吧，以至于他把“藏”在高粱地里的那些故事、那些先辈、那些永远无法回还的历史和往事，借着随风摆动的高粱，唰啦啦抖擞出来，让高粱有了人性，让土地上的人有了神性。由此，面对广袤的高粱地，莫言的书写是大胆的，更是奔放的，有着震颤人心的艺术魅力。经过30多年的时光淘洗，《红高粱》这部中篇小说如同秋天庄稼地里成熟的高粱一样，已扎扎实实地立在当代中国的文学长廊，成为一道恒久的文学风景。

　　尽管高密东北乡不是我的故乡，但莫言以他惊人的笔力，让“故乡”这两个字在我心头激起了和他一样的情感波澜。我在想，当年刚过而立之年的莫言，该以怎样丰沛的想象、丰沛的情感、丰沛的叙述，才能在这部小说里挥就汪洋恣肆的语言，以致于把再平常不过的高粱地写得那般波澜壮阔，把高密东北乡也写得那般波澜壮阔！纵然已经是30年前的一部小说，但文字的滚烫和情感的喷薄，依然令人感动，而且我相信，喜欢莫言的读者，一定都钟情于《红高粱》吧，尽管他后来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早已有了很大的超越，但《红高粱》是他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广的代表作，甚至成了一个鲜活而熠熠生辉的文学符号。

　　从塑造“我奶奶”“我爷爷”这些普通却不平凡的角色开始，莫言的笔就没有离开过高密东北乡，似乎从一开始写作他就清楚，只有把根扎在故乡的土地，不游离、不迷茫、不模仿，才能让文学的种子长成参天大树。他做到了，凭着自己的天赋，更凭着后天的努力，使“高密东北乡”成了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文学地标之一，这是莫言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更是对生养自己的土地实实在在的回馈。“一个作家写作，应该有自己的一块故土，应该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学王国，可以一辈子只写这个小地方，但这个小地方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国家。”这是莫言以故乡为背景的写作宣言。

　　如莫言这般，故乡对一个作家的滋养无声却厚实。

　　莫言说：“作家的故乡，不仅仅是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作为一部小说，《红高粱》是“血地”的结晶，更是赤子情怀的文学升华。站在长满红高粱的大地上远望，莫言的文学生命之所以长青，是因为他找到了让笔墨永不干涸的泉源——故乡！而我们每个人，不管走得多远，都不该忘记故乡这块生命的出发地，像莫言那样，经常回故乡去，不单单找寻文学的灵感，更去找寻人生跋涉的航向，因为，故乡是流淌在我们身体里的神圣，是每个人都无法忘怀的“血地”。　　  许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