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狂风肆虐的春夜，我打开手机，听刘若英的经典老歌《原来你也在这里》，干净而略带沙哑的歌喉，一时间让我沉醉在人生所有的美好中。

　　伴着刘若英唯美的声线，我拿起书，翻到了张爱玲的精短小文《爱》，熟悉的人物，熟悉的情节，可怎么也看不下去。人生中有许多的美好，可有些美好明明又不堪回首，就好比张爱玲和她的文字，但刘若英的歌声，还是让我在这个狂风肆虐的夜晚，抑制不住怀想张爱玲。

　　几年前，我只身一人在北京，喧嚣而繁华的都市夜色，撩拨着我内心最不忍倾诉的孤独。记得是在开往雍和宫方向的地铁上，一个着装个性的女孩，神情专注地读着书。书页被掀起的一刻，我看到她读的是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读到忘情的时候，女孩下意识地略略拭了一下唇上艳丽的口红，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捻着，但目光却没有离开，仍在张爱玲用情编织的故事里。

　　这是许多年前的记忆，翻出来不显陈旧，而是在心底一直鲜活着。我没有看清那个女孩的脸，因为列车飞驰，光影明暗变幻，车厢里又皆是行色匆匆的乘客，况且，我的注意力投给了她手中的那本书——《倾城之恋》，张爱玲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但我记住了女孩阅读时的专注，记住了她把一点点口红捻在指尖的那份不动声色的妩媚。我不是张爱玲的追逐者，但那个女孩、那本书、那列如风般行驶的地铁、北京那个浸在灯火里有些暧昧的夜晚，我却无法忘掉，不禁勾起了当年和同桌在大学图书馆里读张爱玲《金锁记》的浪漫回忆。

　　1920年9月出生的张爱玲，在中国现代女作家中算是晚辈了，据说，她七岁就开始写小说，但我想，那无论如何还不能算作真正的文学吧。她成名之前，中国现代文坛或曰民国文坛，已经是繁花锦簇了，仅女性作家就可以列举出一长串：陈衡哲、冯沅君、冰心、石评梅、庐隐、陆晶清、陈学昭、凌叔华、苏雪林、袁昌英、谢冰莹、丁玲、沉樱、林徽因、苏青、罗淑、萧红……这些才女们先后登上文坛，但个性不一，风格迥然，或大红大紫如冰心、丁玲，或寿短夭亡如庐隐、萧红。张爱玲后来居上，以四十年代的上海风情为写作素材，用她华丽、忧伤、委婉，又带着琐碎和絮叨的文字，在极短的时间内，红过了几乎所有的前辈女性作家。

　　对于张爱玲，许多人奉之为“女神”，拼命想了解，甚至渴望深入她的内心世界，然而却又常常感到陌生——文字的陌生，情感轨迹的陌生，甚至一切都陌生，因为她不喜欢和人交往，更不屑于应酬，只愿在自己的世界里倾诉内心的哀凄或快乐。人们一面津津乐道于她的情感纠葛，又一面频频提及她的家族曾有的煊赫。张爱玲厌倦别人无休止地抖落她的身世，因为那些都成了过往。她把过往写在文字里，看或不看，都在那里；她穿着华服在上海的街巷里游走，认识或不认识，她都不在乎，只希望让生命抵达一种超然，因为她在所谓煊赫的家庭背景下，遭受过太多旁人想象不到的寒凉。她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与世俗的决绝，一旦生命中的自我意识觉醒，她笔下的文字就不是为别人代言，而是呈现自己内心的忧伤。

　　追根溯源，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当“鲁迅体”的“启蒙小说”渐渐成为文坛主导的时候，传统或者古典写作开始式微，而张爱玲恰恰属于后者。新旧文体的角逐，不只是文学的角逐，更是时代力量的抗衡。当时代需要更多呐喊者和觉醒者的时候，还在走着老路子的作家，慢慢就不再拥有曾经的光芒了。当张爱玲穿着旗袍去参加上海的首届文代会，举目四望，身边没有一个“同类”，有的是清一色的列宁装，以及别人目光里对她的惊诧与不解。她恍然大悟，举国体制下的文坛，需要的是一份清明、一份安宁，而自己已然“陈旧”。

　　张爱玲曾说，她不喜欢别人将她与冰心相提并论，而宁愿与苏青为伍。这是她很有名的一句话，似乎带着些忿忿然。五四“白话文学”最红的那些年，冰心拥有的名声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男性作家。当张爱玲在四十年代的上海文坛一跃而起的时候，许多人自然会将她与当年盛名之下的冰心相提并论，但她不喜欢。

　　在纪念和遗忘的时光里，张爱玲活着，依然是那个对服饰不敷衍、对爱情不将就、对文字近乎苛刻的民国女子。她是杰出的，却不会成为主流文学评判标准下的“大师”，因为她逃避着时代，甚至逃避着现实；她不深刻，很多作品灰暗、让人看不到希望，但真正想读懂她，又非易事；她不崇高，却让后世叹佩其才华，并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树起一座丰碑。百年时光，可以洗涤很多东西，能留下来的都坚如磐石，比如爱，比如同情，但爱也好，同情也罢，光阴不知不觉已过去了一百年，许多的人终究是回不来了。我想不起在北京的地铁上遇到的那个女孩的面庞，却记得张爱玲在她早年的经典小说《金锁记》结尾写下的话：“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那时的张爱玲23岁，带着满身风雨从海上来，自此优雅了一生，也潦倒困顿了一生，只把青春留在绵绵无尽的文字里。

　　既然文字里的青春不会老去，那张爱玲就永远没有离开，因为她从一开始就明白人生和文学存在的意义——走，或者留下，人永远都是生命路上的“不归客”。

　　许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