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要了解一个民族最好的办法是从最富于民族特色的现象入手，尤其是从那些持续了千百年的现象入手。知名学者许思园直言，“从古迄今，书法为最普遍最实用之艺术，中国人审美修养，实基于此……发扬民族文化，必须回复此艺术境界始，而其根本则在书法。”

　　春风北上，在北方3月浅草萌芽的时节里可以走进诗书可以体味墨韵。2016年以来每年一届的大同市女子书法展又一次和公众见面了。本次书法展以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为主题，展出大同市女性书法家及书法爱好者的书法作品60余件。著名书法家、中国书法兰亭奖终身成奖获得者孙伯翔先生为展览题写了展标“春风尔雅”。

　　走进古城里的大同市魏碑研究院，走进展厅长廊，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自成景象的书法及绘画、篆刻作品。这些作品以魏碑书法占比最大，还有部分真、草、隶、篆作品。

　　如果不看展览名称仅就作品而言，很多人不会以为这些作品出自女性书法家、篆刻家之手。尤其是魏碑、篆刻等和石头、刀具有着或远或近关系的作品更是在线条间、结构里、意境中透着古朴、雄健和刚劲的审美意味，远去了想象中的女性作品秀逸、温婉、含蓄等特征。

　　不可否认，在书法家的行列里男性占了绝对优势，虽然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出现过优秀的女性书法家，诸如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东汉才女蔡文姬、唐代吴彩鸾、元代书法家赵孟的妻子管道升、明代邢慈静和蔡玉卿等等，但是很显然她们扮演的是点缀性的角色，任何一位女性的创作还谈不上流派或形成书法现象。

　　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多数女性书法家的书风基本上表现为沉静平稳甚至是细腻柔美。而历史上的女性学习书法者，无论是出于家庭熏陶还是个人文化自觉，基本上延续了沉静平稳的书法风格，而这也是男性和社会的欣赏与接受期待。正因此，女性在传统文化规训和男性视野的笼罩之下，难免会形成风格追求、创作实践的性别自我标签化。与此同时，男性也容易在文化惯性中标签化地解读、评价女性书法创作。

　　进入现当代，公众看到越来越多的女性书法家超越性别审美，创作出个性差异明显的作品。这些女性书法家忠于自己的艺术理解和风格追求，甚至逐渐形成群体化或地域化的书法创作现象。像魏碑书法创作方面，大同市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可观的女性群体。她们的创作实践已经具有一定影响，虽然目前还未成为一个现象级的焦点，但是可以期待美好的明天。

　　如今，“春风尔雅”再次散发翰墨雅韵，让公众透过作品展览看到大同市魏碑研究院女性创作群体的风采。尤其是突出魏碑字体，创作与临摹结合，在建构起独特的观展氛围之际也让参观者想起“骨血峻宕”的评语。

　　魏碑发源于古都平城并在这里走向成熟，其后形成龙门体、邺城体等。这是学术界的共识。1600多年前，历经迁徙的拓跋鲜卑越来越接近发达的汉族文明，南迁进入平城后从不自觉的汉化走向自觉汉化。尤其是皇始元年（公元396），北魏“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以经略中原。拓跋鲜卑汉化的基础是汉字，北魏持续地开展了正字工作，包括规范书写、“初造新字”、推进书写教育等等。

　　定都平城近百年，北魏社会政治相对稳定，经济发展，文化兴盛。伴随着政治的大变革，汉字书写出现大变革，形成了上承汉隶余风、下开隋唐真书，隶楷兼形、方正凝重的书体魏碑。厚重的魏碑书法文化积淀成为了今日大同重要的文化财富、精神资源和城市符号。面对巨大的财富和资源，需要这座城市的后继者不断发掘、保护、利用，这是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的要求，也是增强文化自信的要求。

　　一批大同女性书法家立足厚重的平城魏碑积淀，超越性别标签，在书法认知和创作实践中保持“以骨胜”，拥有了自己的审美趣味和追求，形成性别与艺术风格的巨大张力。她们在书法创作中修养心性、提升素养，更在艺术实践中成就当代大同魏碑书法新景观。无论是“春风尔雅”还是其他书法雅集、展览，无疑都是魏碑文化的表征盛事，传播的是熠熠生辉的书法文明，展示的是城市性格与风采。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观者通过这样的展览展示途径，去认识、理解一个远去的朝代，去认识、理解一座古老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