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揆文，大同无疑在辽金时期达到了又一个巅峰。

　　契丹族是辽代的统治民族，早在辽前期，就有契丹五院部和六院部的部分部民被迁徙到云州、归化一带，更有许多契丹官员都在这里任职，大同设为西京后，渤海族、奚族、党项族、室韦、吐谷浑、突厥、乌古和敌烈、沙陀等各族人，更是随着辽政权进入大同。

　　女真族的祖先居住在东北的黑龙江、松花江下游。北宋末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统一了女真诸部，建立了金政权，金灭辽时，金辽双方在大同展开激战，其后金在大同设立枢密院，大同成为女真族的两大军政中心之一。在女真人统治中国北部的一百多年间，大同作为金政权西京的地位一直没有改变。女真人为了进一步巩固对新占领区的统治，多次大规模地从东北把女真人迁往汉族居住区。

　　辽金时期，大同作为陪都，契丹、女真的贵族和官员云集，是一个以汉族为主体，各少数民族聚居的重要都会，城市布局、建筑形式、风俗习惯都受极大影响。大同华严寺建于辽清宁八年（1062年），是西京最大的佛寺，也是契丹皇族的家庙，其坐西朝东的朝向，反映了契丹“东向而拜日”的习俗，下华严寺薄伽教藏殿中有辽代塑像31尊，堪称辽代雕塑 之精品，中央的三世佛庄重慈祥，四大菩萨娴静端庄，特别是有一尊合掌露齿的胁侍菩萨，身段曼妙婀娜，被称作“东方维纳斯”。大同辽墓彩绘中的地毯、驼车、髡发造型等，都具有典型的契丹风格。而几座金代家族墓葬，则采用了女真人特有的火葬习俗，或是土葬与火葬相结合的葬式，如大同西南郊的吕氏家族墓等，证明在丧葬习俗上，汉、契丹、女真或其他多民族的特征均有吸收和融合。而在文学艺术角度，游牧民族的乐曲、舞蹈以及诗词文章，都在当代的大同留下了深刻印记，如非遗剧种“耍孩儿”，就是脱胎于金元时期的北杂剧。

　　宋辽金元时期，是我国第三次民族融合的高潮，辽、夏、金、大理等民族政权向中原扩张，战争、贸易、宗教等多角度的交流，使大量的契丹、女真包括波斯、阿拉伯人长期与汉民族杂居，直至元代建立大一统王朝，形成了相对稳定而巩固的民族关系。辽金时期的西京大同，作为以汉族为主体，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重要地区，探索了边缘地带民族融合的新路径。同时大同因为是中国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也由此成为了中原与边疆进行贸易交流活动的门户，草原、渔猎、中原农耕以及西方文明共同汇聚于此并交流扩散，具有极强的文化包容，向西可借助草原丝绸之路与西亚、欧洲相连，向北通过万里茶道与蒙古、俄罗斯进行贸易交流， 亦是佛教、伊斯兰教入华大规模传播的重要一站。辽金末期至元代，波斯、大食、于阗国、锡斯坦、加兹尼王朝等国家和华夏大地有着频繁的政治、贸易交往，西京大同为诸国使者往来的必经之地。成吉思汗西征东归后，带来了十万余花剌子模等西域各国的工匠和艺人，这些人中很大一部分被安置到西京。而元代初期又在西京设立官营手工业组织，也是由部分穆斯林匠人组成的。大同已经不仅是北方的交通枢纽，更成为文化的大熔炉，多种文化在这里和谐共存。

　　生命的起源，最合理的解释是，宇宙间星体的碰撞融合，带来了物质元素的化学变化，诞生了物种的奇迹。碰撞与融合，就此成为由生到存、由无意识到有意识、由抢夺到拥抱的繁花尘世归途和法则。金庸假《九阳真经》说，“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每一种强大都是源于厚积而薄发的淋漓绽放，而绽放之后，那些繁花并没有归于尘土，却化为清风细雨，润物无声，拂掠人间，成为下一种强大的种子，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