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于立强的《高僧昙曜》，考验体力，更考验智力。《高僧昙曜》体量薄，但内容精炼如糖精，入水化为糖水，其信息量大，就深厚。《高僧昙曜》涉及历史、佛学、翻译学、建筑学、堪舆地理等学说，林林总总，读时需频频返回前边章节，搜寻内容的蛛丝马迹，反复考量，故考验体力。我的相关知识空白，需深思方能理解，就考验智力。

　　传记体历史不外乎记载传主籍贯、成长、干事业的经历，及对事业的贡献。如耳熟能详的《廉颇蔺相如列传》等。

　　《高僧昙曜》也记载昙曜籍贯、成长、出家、从凉州迁移平城（大同）、由一个小沙弥变成主持一国佛教沙门统的过程，浓墨重彩昙曜兴佛、宣扬佛法、与道家斗争、译经、修建云冈石窟等经历，梳理其功劳成就。这遵循了历史真实性原则。

　　纪传体史标杆《史记》文学性表现在塑造丰富人物形象上。《高僧昙曜》自然具备文学性，但其体例颠覆了我对传记体历史的认知，那是种文学性与学术性的融合。

　　叙述昙曜经历时，穿插了好多推演性文字。第一章《徙自凉州》钩沉昙曜出生、成长、来历。写“凉州是一片沉重而又浪漫的土地”。就引用同时代的温子昇的《凉州乐歌》，与太武帝的十六世孙、唐代诗人元稹的诗来证明。这种文学性的对比反衬手法，我更愿将之看成学术研究思维表述。

　　第五章《营造石窟》（上）回顾石窟寺的历史；第七章《营造石窟》（下）引用《续高僧传·昙曜传》选段，其中那些对昙曜的评价及相关诗词显然也属于学术研究范畴。而后边对武州山石窟样子的梳理，又有学术论文的影子。

　　对各窟工作量的详尽记录，比如第一窟。掘削量2610方，所需天数822日，用工数33180人次；再比如雕刻加着彩面积550平方米，所需天数148日，用工数37730人次……这些详尽数据弥补了无法呈现的监工与施工场景，证明昙曜兴建石窟的功绩。无疑，这种数据是学术研究手法之一。

　　书后记写道：“最大的障碍在于资料的缺乏，真不是一般的缺乏，翻遍古人典籍，有关昙曜的记载加起来不过1000余字。”“我在文学性的前提下，竭力追求一种学术品质，试图让全书既有可读性又体现研究的反思与价值，但这毕竟属于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不必像学术著作那样严格规范。”至此，对《高僧昙曜》文学与艺术性行文的讶异烟消云散。

　　央视“中国通史”讲，当年第一个给老子做传的司马迁编纂《老子》时束手无策，只能在《史记》中提出三种可能。一种即我们常见的老子介绍；另一种说老子是跟孔子同代的楚人老莱子；第三种说老子是周朝见过秦献公的太史儋。以至于司马迁说“世莫知其然否”，老子有可能是其中三人之一，也可能都不是。司马迁对老子身份的探寻，该是学术性推断。《高僧昙曜》对昙曜成长、兴佛、宣扬佛法、译经、兴建石窟等经历的推演，多像司马迁对老子身份及经历事迹的推演。我觉得于立强的《高僧昙曜》开辟了一条传记文学与学术研究糅合的新路子。

　　《高僧昙曜》的语言带不带感情叙述，能不能、达到达不到学术性准确表述，很考量作者。可贵的是，于立强很好地把文学性与艺术性及其语言和谐融合在一起。于立强微信昵称“新时代昙曜”，显然昙曜这个人物已经烙印在他的生命中，他为了他，蹚开一条传记文学的新路子。　　马道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