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问父亲：“无论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我们都要做好人吗？”

　　父亲回答：“永远都要。”

　　这是改编自小说《路》的电影《末日危途》中的对话。《路》是一部获得普利策奖的灾难小说，《末日危途》是一部忠于原著的世界末日电影。

　　小说的名字直接点明主题，世界末日来临时，人类接下来的路怎么走。电影通过描绘一对父子的末日之路，向观众展现了一个世界末日的场景；天灾交织人祸，更可怕的是人性湮灭、道德沦丧使世界笼罩在一片黑暗中，看不到光明与希望。可以说，此刻的世界是一片废墟，人性是一片荒漠。无论是小说的文字还是影片的暗黑色调及冰冷的语言，都给受众带来冲击内心的恐惧与深思。

　　在艺术家建构的末日环境中人类文明轰然崩塌，抱有生存希望的人疯狂地寻找罐头、电池、毛毯、枪支等文明遗存，黑帮选择了残杀辱掠及吃人。因此，一个水果罐头，就足以掀起一场搏命。不过，作品中的父亲坚持不给儿子吃人肉。他说：“从我们吃下第一口人肉开始，我们就不再是人了！”

　　包括世界末日主题在内的灾难主题艺术由来已久。从古到今，人类面对的生存环境总是充斥着不确定性，畅想未来也会有无数未知因素。这些不确定和未知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灾难，灾难又形成人类共有的恐惧心理。有的恐惧源自外在环境灾难，诸如各国电影中多有呈现的火山喷发、海啸、飓风、冰冻、地震、星球撞击、外星人入侵等；有的则来自人类灾难，例如生物实验危机、人工智能危机、核辐射核泄漏、战争、犯罪、病毒侵袭等。

　　无论哪一种灾难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预见性的，突如其来，让人防不胜防。所以我们在影视作品中总会看到主人公或在睡觉或在吃饭或在开车或在聚会或在工作时，灾难就突然发生了，惊心动魄。相随的次生灾害就是世界失去秩序，人群背离道德，解决问题之路不明确。电影《末日危途》中展现的就是一条看不到希望和光明的道路，父子二人在路上看到的只是断壁残垣和苟延残喘——为了生存相互竞争杀戮，人类犹如大草原上的动物一样。

　　无论是从医学还是社会学的角度看，生存从来都是一种幸运。在生存面前，人类的道德底线是否还有坚守的必要？这正是许多灾难主题艺术思考的问题。中国报告文学作家钱刚在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中说，“人类在未曾经历灭顶灾难之前，很难想到生存与生命的涵义，也很少意识到生存本身需要怎样的坚韧与顽强”。毫无疑问，灾难面前最能显现出人的本性，从生与死到救己与救他再到情义与理法等等，有多组二元对立式的冲突。于是，我们看到了各种反文明、反人性情形。例如，电影《卡桑德拉大桥》中，封锁在列车车厢的毒感染者要被集体销毁；《流感》中，感染者被焚烧；《釜山行》中，有自私的乘客断了大家的后路；《烈火英雄》中，城市火灾时有工程负责人瞒报；《传染病》中，博客写手造谣生事、危害公众。

　　当然，艺术总能传递微光，就像古希腊著名雕塑《拉奥孔》所展示的那样，在经过与命运殊死的抗争之后，拉奥孔奄奄一息，但面部表情从容、平和、静穆，表达了情感净化和升华的悲剧美学力量。也像小说《路》中父亲对儿子说，他们是在护送火种。最后，父亲虽然倒下了，但小孩被另一个家庭接纳了，他们继续朝前路走去。

　　一部部灾难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场景和自私自利的个体，体会到了生命的脆弱，更感受到了珍惜生活的重要性。《路》的作家科马克·麦卡锡曾经说，有一年他跟小儿子一起住在旅店，半夜他一个人望着窗外，想的是如果再过几十年世界和他自己都完蛋了，小孩怎么办。“我们应该更在意各种东西，关心他人。生活还是不错的，虽然有时候看起来糟糕。我们应该更体会它的好，更感恩。”

　　小说《路》在结束之际留下了一段意味深长的文字，山涧小溪里的斑点鲑在悠闲地游动，“它们背上有一些迂回的图案，那里记录了世界即将变成的样子。地图和迷宫。关于一件不能挽回的事情，一件不能重新做好的事情。在它们生活的幽深峡谷里，一切东西都比人类更古老。包括它们神秘的呢喃。”无论是小说《路》还是电影《末日危途》，都在直击人性和灵魂、切入灾难之下普通人不得已却又必须面对的个人困境之后完成了叙事任务，而读者和观众在欣赏之后也解读出了救赎之路。世间万物，毁灭之下亦蕴含光亮，永远不灭；现实生活需要珍惜，灾难极端情境下，人亦需要忠于理性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