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平北凉时，把以宋繇为首的不少宋氏家族成员由敦煌迁徙到平城，且委以要职，加以重用。敦煌宋氏在晋代就比较有名，是西州大姓，在前凉、西凉、北凉政权中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力。宋绍祖官拜幽州刺史，封爵敦煌公，应为北凉望族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所以宋绍祖这车，代表着地位。也正因为地位和精美，才能在大同市博物馆里占据点睛的位置，睨睥众生。

　　南北朝时，牛车盛行，据《魏书·礼志四》记载，北魏皇帝出行，乘坐的大楼撵要“架牛十二”，可见北朝使用牛车的排场，南朝比北朝毫不逊色。据记载，牛车的风头当时盖过了马车。在北魏时期，贵族阶层流行乘坐牛车，能够乘牛车出行是特殊身份和高贵地位的象征。建立北魏的鲜卑族是从草原而来的马背上的民族，他们能征善战，精于骑射。为什么就把缓慢悠闲的牛车作为一种时尚呢？这是因为当时的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家没有内忧外患，作为统治阶级的贵族们追求安逸、舒适的享乐生活。不仅是在大同的北魏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牛车的文物，在同时期的河南洛阳北魏墓葬中也有牛拉车出土，现收藏于洛阳龙门博物馆。在甘肃天水的北魏墓葬壁画中，也能见到牛拉车的图像。宋绍祖的封爵很高，是仅次于王的公爵，他的官职位居刺史，属于封疆大吏，所以他的随葬品可以真实地反映北魏贵族的生活风貌。

　　博物馆大厅中的这套牛拉鳖甲车雕塑是依据出土文物的原样按比例放大的，这样更容易让人直观地欣赏和领略历史原貌和当年劳动人民高超的艺术水准。牛半睁双目、口张开、后腿弯曲像是在吃力地行走，四蹄分立于长方形底座之上，形象逼真，敦实健硕，因为这个车顶形同鳖甲，所以称为“鳖甲车”。在洛阳出土的牛拉车的车顶不仅是平顶的而且向前延伸了很长，这是因为洛阳地区天气热、太阳光线强的缘故，在洛阳坐车要考虑防晒乘凉功能。而大同的冬季漫长、寒风呼啸，车的造型设计上就强调注意防风保暖，所以这架车开有前门、后门和侧窗。如果仔细看，它窗户上的窗帘是与鳖甲状顶棚连在一起外掀式的，如同我们现在常见的门帘一样，顶棚与窗帘的材料应该是草原上搭建帐篷（现在称为“蒙古包”）的毛毡一类的东西，这样的材料和样式贴合性较好，既节省空间又方便实用，还能保证冬暖夏凉。

　　马车是为了速度，牛车呢，悠然缓行的格调，正是魏晋遗风。牛车，也称为“犊车”。魏晋时期的士人，沉浸于探究玄学以及享受慢节奏的闲适生活。他们相信老子驾牛车出关的传说，坐牛车出行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牛车看起来沉着稳健，具有一定的仪式感，而且行进速度缓慢，对士人来说是一种享受。

　　宋绍祖不仅承包了大同市博物馆的门面担当，也承担了颜值、担当了威严。博物馆二层展厅里，宋绍祖俑阵沙盘展示成为馆内基本陈列的一大亮点。宋绍祖墓出土的陶俑和模型明器共153件，造型各异，是沙岭壁画墓、尉迟定州墓、梁拔胡墓完全没有的新种类。同时，宋绍祖墓出土陶俑数量仅次于琅琊王司马金龙墓。

　　宋绍祖墓出土陶俑及模型明器从功能上分为三类组合，即镇墓组合、出行仪仗组合、家禽家畜与家居生活明器组合。镇墓组合包括镇墓兽和镇墓武士；出行仪仗组合包括甲骑具装俑、鸡冠帽骑马鼓吹俑、步兵俑、步行仪仗俑、男侍俑、女侍俑、胡人伎乐俑、牛车、鞍马、驼、驴等；家禽家畜与家居生活明器组合包括猪、狗、羊、碓、井、灶、磨等。

　　宋绍祖墓的俑群出现了鲜卑服饰俑和胡人俑，都是对当时人物形象的真实反映。增补羊、驼、驴俑，羊表现的是拓跋等北方民族草原放牧的习俗，而驼、驴是胡人商队最常使用的运输畜力，可见当时平城商贸的繁荣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社会现象。司马金龙葬于太和八年（484年），其妻姬辰葬于延兴四年（474年），宋绍祖墓葬于太和元年（477年），介于474—484年之间。宋绍祖墓大量的随葬俑都与司马金龙墓显示出了相同的时代风貌，以胡俑和镇墓兽尤甚。两墓年代接近、工艺相近，共同显示了具有鲜明特征的随葬陶俑，在平城上层人物的丧葬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成为不可或缺的组合。

　　□  任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