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高峰，也是世界文学领域的瑰宝，其思想内容博大精深，艺术成就精湛无比。自《红楼梦》诞生，对《红楼梦》的探索和研究就呈现出发现和不断发现的文化特征。著名作家王蒙在《王蒙新说红楼》一书中，就以192篇短小精悍的文章，评析《红楼梦》所蕴涵的精深要义，揭示出这部鸿篇巨制在诠释爱情、政治、人际关系、天理人欲等方面的诸多秘密。在王蒙看来，《红楼梦》是一本人生的大书，每个人都能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智慧。

　　这场学术探讨，从《红楼梦》的几个曾用名开始。据考证，《红楼梦》的原名为《石头记》，坊间也曾有《金玉缘》《情僧录》《金陵十二钗》等不同称谓。王蒙认为最好的书名应该是《石头记》，它“最质朴、最本初、最平静、最终极也最哲学，同时又最令人唏嘘不已，而《红楼梦》的书名则比较中庸，与《石头记》相比，似乎俗了一点。”他以贾宝玉脖子上挂的那块通灵玉为喻，说《石头记》更符合小说的情境与意境。王蒙继续以那块通灵玉为由，说它是全书中的一个关键部件。它由女蜗补天未用之石变幻而来，既是贾宝玉心中的精神图腾，又是全书的一种符号。加之书中四五个章节都提到了那块通灵之玉，因此，便给人一种强烈的现实寓意，贾宝玉的平安祸福无一不反映到那块玉上面。王蒙归结说，如此一来，就给这部现实主义小说蒙上了一层象征主义甚至魔幻主义的色彩。

　　鉴赏中，针对《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王蒙亦一一作出颇有见地的评价，体现出缜密的系列思考。对最讨厌仕途、功名利禄那一套的贾宝玉，王蒙剖析其性格特征，说他无意标榜自己的高雅和文才，只是沉醉于青春与女性。贾宝玉的这种作派，“与其说是出于某种观念，不如说是青春期的自由与放诞。”而对于一向多愁善感的林黛玉，王蒙则从境由心生的角度，探讨了她进贾府前后的思想变化。黛玉虽有些叛逆，但她初进贾府时谨小慎微，后来之所以变得挑剔、爱使小性子，按王蒙的理解，皆因为林黛玉爱贾宝玉爱得太痴、太深之故。此外，对王熙凤的点评，王蒙除了突出她的泼辣、强势之外，还对她在资源调配和管理宁国府上所表现出的能力，给予了热切击赏，说她“人、财、物都门儿清。”书中，就贾府由盛而衰的重要原因，王蒙也做了深入探究。他认为贾元春、秦可卿、贾敬这3个人的命运沉浮，最终决定了贾府的兴衰消长，他们称得上是《红楼梦》里的关键人物。但是，对这3个人物的描写又特别含糊，有些说不清的意味。对此，王蒙创见性地指出，“正因为重要，才无法说清。”

　　王蒙品评《红楼梦》不盲从，不媚俗，阐述一家之言，总是于不吐不快里保持着既鞭辟入里又辛辣犀利的评析风格。他透过《红楼梦》“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深邃书写，见人、见事、见物，察世相、窥人性、悟人生。真性情的文字每每于嬉笑怒骂间道出红学的无尽意绪。他对《红楼梦》的赏析、读思之际，每每又有新觉新悟。王蒙善于从细微的生活表象入手，在世事洞明皆学问中，去窥视社会的斑斓万象。譬如，他对贾府上下盛行的宗教信仰，就直言是一种权势崇拜。作为一名文学家，除了读出《红楼梦》里纷繁的人生况味之外，一定会对书中所传递出的丰厚文学意蕴格外关注。王蒙就对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出色的心理描写表达了由衷赞叹，赞誉他“是任何作家都写不出来的”。而对于《红楼梦》后40回的续写之谜，王蒙则依据普遍的文学规律，并结合自身的创作实际，表达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有分量的作品是很难续写的。

　　在严肃的学术研讨之余，王蒙还不时以轻松幽默的笔调，表达出用当代视角去诠释“红学”话题的现实用意。如对探春建议由懂园艺的老妈妈来打理大观园苗圃，王蒙就诙谐地称是“包产到户”。又说贾母与王熙凤是“表扬与自我表扬”的典范，王熙凤与平儿是“鹰派与鸽派”的互补等等。这些颇具时代感的用词，勾连古今，谈笑风生中大大增进了读者对这部作品的了解。

　　一部红楼，万象其中。“人民艺术家”王蒙以深厚的文学积淀解读《红楼梦》中的人情世故、风雨沧桑，不断以新的视域、新的境界，拓宽公众对这部经典的理解。从个体层面，我们需要这种亦庄亦谐的解读；放之长远，从社会层面而言，“红学”研究同样需要这种与时俱进的用情阐发。刘昌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