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晚，父亲又让我回乡喝喜酒。这是他今年第四次让我回去了。除了喝喜酒，其他理由无外乎“家里桑葚熟了、枇杷熟了，自己钓到了一条十斤的大鱼”之类。

　　而我像往常一样，以回一趟太折腾为由，再次拒绝了。没想到，这次他冷冷地丢了句：“我看哪，你以后不用再回来了。”我们难得地吵了一架。

　　挂了电话，我胸口堵得慌：父亲都不到60岁，怎么就跟七老八十似的，天天盼着子女绕膝？

　　父亲是个沉默的人。这沉默，一半是性格，另一半，大概是机器惹的。家中有四台织布机，父亲每天给纺织厂摇布匹。机器停了，他得去看；丝线断了，他得去接；布匹摇好了，他得去卸……他每天雷打不动，把几十个30公斤重的布匹一一抬上三轮车，运去厂里，再拉回一车原料，埋头接着摇。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跟机器处久了，自己也活得像台机器。那些布匹将他的脊背一寸寸压弯，加上长年吸烟，他比同龄人更显得苍老。

　　父亲还有些迂腐。吃菜，他只认本地菜。他几乎哪儿也没去过，总说故乡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地儿。他还说：“我们这儿没有谁像你一样，非得跑去外地谋生。”我觉得他古板无趣，所以很少主动跟他攀谈。平时不论大小事情，我更习惯跟母亲讲，再让她转达给父亲。有一回，我说想拿家里那辆闲置的旧车去抵换一辆新电车。一会儿，母亲就回了电话，说父亲不答应。我顿时来了气。可当我拨通父亲的电话，耐着性子劝了几句，他竟半推半就地答应了。从那时起，我隐约觉得，父亲似乎一直在等，等着我主动给他打电话。

　　父亲越来越像个孩子。那年，我带他去广东的岳父岳母家。第一次坐上飞机，他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不时问我，飞机还有多久起飞？脚下那片是湖还是海？到了广东，我又带他去看海，他举着手机拍个没完。回到家后，他逢人就讲起这趟远行，炫耀自己把高铁、飞机、地铁统统坐了个遍，像个得了糖的孩子。

　　几天前，母亲告诉我，父亲住院了。那阵子，他一直头晕，却还硬撑着干活，最后终于撑不住了，是邻居开车把他送去医院。一查，才发现血压竟飙到了两百多，当即被推进了抢救室。所幸挂了水、服了药后，血压慢慢降了下来。

　　我猛地惊醒——那晚，不正是我拒绝他的那天晚上吗？

　　踌躇了很久，我决定给父亲打电话。拨通后，与他闲聊了几句，我便劝他：“卖掉两台机器吧，不然拼命赚来的钱，到头来反倒送给了医院。”父亲听了，语气柔和起来，连连应道：“要卖的，要卖的，明年我先卖一台。”我说：“几年前，你就说要卖，到现在还是一台也没卖。”他在电话那头笑了，我能想到，他腼腆的样子。  王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