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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聚焦云冈研究院“中国与世界”系列特展(一)

本报记者 梁有福

  今年5月,云冈研究院隆重推出“中国与世界”系列特展。聚焦云冈石窟的中国意义和世界意义,旨在推动文化遗产当代价值的阐释与实现。特展开幕以来,云冈博物馆吸引了大批海内外游客,我市很多单位也集体前来参观,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本次系列展览分中国与世界两部分。中国部分由四个主题展览组成,均配以云冈石窟发掘所获文物,通过考古与相关研究成果,复原了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录的“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这一恢宏景象,并使观众感受其中传承千余年的灿烂历史与文化。

  世界部分由三个主题展览组成,以图片展的形式,通过世界范围内动人心魄的文化遗产照片,向观众介绍和展示这些遗产地在研究、保护和利用等问题上取得的成果,在更广泛的维度来解读、展望未来。

  中国部分·展览一:凿石开山,因岩结构——1993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云冈第3窟窟前遗址考古成果

  云冈石窟曾两次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本展览重点呈现1993年云冈石窟第3窟窟前遗址的考古成果及学术价值。

  第3窟作为云冈石窟规模最大的洞窟,也是北魏大型洞窟中开凿未完工的洞窟之一,唐辽金时期屡有修缮,保留了大量的石窟开凿、取石和后世修补及使用痕迹,考古发掘在考察石窟开凿技术方法、取石途径、石料利用,以及后世沿用期间的寺院景观变迁等方面均有重要收获。

  本展览以云冈第3窟窟前遗址考古为主要内容,通过“云冈石窟的早期研究”、“第3窟的考古发掘”和“云冈石窟的开凿工程”三个部分展开叙事,层层递进,让观众跟随考古工作者的脚步,透过层层遗迹看到云冈石窟兴建的恢弘景象。展览现场辅以发掘实物、图文展板和动态视频,让观众在停驻间感受云冈石窟的厚重和传奇。

  云冈石窟地处连接大同地区与蒙古高原的交通要道。公元398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将都城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迁往平城(今大同),并大规模移民至此。新都的建立和各地移民的涌入使得该地区迅速繁荣起来,成为了这一时期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不同民族汇聚也带来了冲突与融合,北魏统治者最终选择借助佛教来弥合不同文化,维护社会稳定,“令沙门敷导民俗”,并宣扬皇帝“即是当今如来”的思想,强化了帝王的权威。十六国时期的北凉、西秦等政权重视佛教禅修、开窟造像的传统随着佛教的东传影响到中原北方地区。在迁入平城的人群中,便有来自河西地区的僧人和工匠。另一方面,云冈所处的武州山山体为砂岩结构,砂岩强度较低,易于雕刻成形,为石窟开凿提供了较好的客观条件。

  正是基于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一部以石头谱写的历史应运而生。

  第一单元:云冈石窟的早期研究

  云冈石窟展现的佛教文化艺术涉及到历史、建筑、音乐等多方面内容,是东方石雕艺术的精魂,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典范。关于这一宏伟工程是如何营建的,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

  近现代云冈研究的兴起,始于上世纪初的外国学者。1902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访问大同期间偶然发现了云冈石窟,并先后撰写了《云冈旅行记》《北清建筑调查报告》等文,引发了海外汉学家对云冈的关注。此后,法国学者沙畹、英国学者斯坦因、日本学者关野贞、常盘大定、松本文三郎等纷纷前往云冈石窟,留下了数量可观的原始影像和文字资料。

  我国最早研究云冈石窟的是史学泰斗陈垣。1918年,陈垣先生到云冈石窟考察,并于次年发表了《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首开国内研究云冈石窟之风。1933年,营造学社的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建筑学者考察云冈石窟,首次从建筑角度深入研究了云冈石刻及其表现的建筑形式。此后,周一良、汤用彤等学者又从历史学、宗教学角度切入。

  新中国成立后,云冈石窟研究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以宿白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将考古学方法运用到石窟寺研究中,将云冈研究全面纳入历史考古学的轨道,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中国学者成为云冈学发展的扛鼎之人,改变了世人“云冈学在日本”的看法。

  近年来,在海内外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云冈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迎来了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学者们从遗迹现象出发,注重观察洞窟间的组合和打破关系,以此研究石窟工程规划。微观层面上,则关注洞窟开凿相关的各类工程遗迹,结合最新考古调查与发掘收获,考察石窟工程的实施。还采取了实验考古等新方法,通过模拟古代凿山取石、开窟造像的实践,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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