卤簿仪仗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用来体现其权力、地位以及满足出行防护需要而建立的一种礼仪制度，主要由车舆、各类仪仗器物、羽葆鼓吹、侍从护卫等多部分要素井然有序地排列组成。唐代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云：“卤者，大楯也，以甲为之。卫士荷兵执盾，分列部伍，著于簿籍，故名卤簿。”卤簿之名始于秦汉时期，自汉朝以后，王后、太妃、太子、王公、大臣皆有卤簿，各有定制。在历朝改良过程中，卤簿仪仗多有损益，发展规模逐渐宏大壮观，在隋唐宋元时期达到鼎盛，之后完备于明清。

　　北朝自公元386年拓跋珪建魏开始，到公元581年隋文帝建立隋朝结束，是由北方游牧民族拓跋鲜卑以及鲜卑化的汉人所建立的一系列政权，是融合了鲜卑、匈奴、丁零、柔然及部分汉族流民在内的民族统一体。此外，来自西域各国具有深目高鼻特征的外国人通过贸易与文化交流汇聚于中原，与这些非汉民族被统称为“胡”。在此背景之下，北朝时期对卤簿仪仗制度的改易充分体现出胡汉民族文化大融合的特征。

　　据《魏书》记载，北魏天赐二年（405年），道武帝拓跋珪立足于对汉制大驾卤簿主体结构的模仿，将鱼丽雁行的队形更改为与北方游牧民族战阵形式相似的方阵卤簿，并加入了以鲜卑骑兵为主的骑兵方阵，增强了防御能力。“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隋书·志·卷五》）。北周前期参照《周礼》创制了一套较为单一的卤簿制度，从考古成果中仅发现执刀仪卫，但灭北齐后，曾将其保留的北魏卤簿舆格缴藏于中府，后赏赐给后宫，出现一时之盛。北齐继承北魏的这套卤簿仪仗制度，后来又为隋唐所继承，在中国古代卤簿制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迄今为止，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已发掘的北朝墓葬中包含着数量较多的出行仪仗图，大同地区就保存着两幅相对完好的图像，时间均早于孝文帝迁洛，其中之一是北魏沙岭壁画墓，另一幅是智家堡墓棺板画。画中仪仗器物、牛车鞍马图以及随行人物等依稀可辨。另外，表现墓主人出行的仪仗俑阵是北朝随葬陶俑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牛车、鞍马俑、仪从护卫俑、武士俑及镇墓兽等，也是反映北朝卤簿仪仗制度的实物资料。

　　在大量导骑以及大队车马随从簇拥下的牛车出行是自汉代起较为流行的出行题材，也是魏晋主流。北朝时期，备有鞍具的骆驼以及舞蹈、倒立、“缘橦”（顶高竿）杂技等百戏的加入，为出行队伍增添了生动的异域风情。甚至伴随着中外交流的密切和上层人士对西域的接纳程度越来越高，用胡人充当出行仪仗显示排场的现象也蔚然成风。例如，忻州九原岗北朝壁画墓中出现了粟特人在队伍中承担各种角色的图像。在随葬的出行俑阵当中，可见西域胡人相貌的军卒俑、执事仪卫俑、御夫俑及骑马俑等，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外文化交流的深入。

　　具有中原礼制特征，便于凸显显赫身份的各类仪仗器物在这一时期被完整继承，并在北朝出行壁画中体现出来。以北魏沙岭壁画墓中的车马出行图为例，百戏前方一副掆鼓置于中央起拱的杠间，拱顶张伞盖，前后各一人抬鼓而行。两辆牛车左右分设两组仪仗队，礼官身着窄袖交领长袍，整齐排列并依次高举着代表朝廷诰命符信的白虎幡、在战争中作为指挥用的旌、象征道家神仙文化中五色云气的华盖、用于预测风候并占验的相风、用于掩兔捕鸟的畢罕以及竿首注羽或旄的幢麾。这些仪仗用具作为古代封建制度的附属品，从先秦典籍记载起流传千年，在当今提倡保护挖掘民族文化的时代背景下应当视其为珍宝，保留其积极意义和文化艺术特质，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

　　服饰是社会文化变革的重要载体之一。反映在北朝时期仪仗出行图以及俑阵中的各式人物衣着诉说着我国古代服饰文化演进历程中胡汉融合的重要一环。北魏孝文帝迁洛前，鲜卑政权尚处于民族意识浓烈时期，统治者沉浸于征服中原的自豪感中。从壁画人物图像及各式人俑中可见，仪仗中人物一改汉制“上衣下裳”的传统，普遍穿着左祍窄袖褶服配小口裤，头戴圆顶垂裙风帽或加入装饰元素的鸡冠形风帽，是为标准的鲜卑胡服样式。后来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善和对中原气候的适应，原先用于抵御北境严寒的毛皮风帽逐渐改良为材质较为柔软的软巾垂裙风帽，帽顶变低也更加圆润。与汉家文化融合后，出现了只覆盖发髻而不需要罩住整个头顶的平巾帻，后被隋唐继承发展为幞头而得以流传。孝文帝迁洛后，鲜卑文化的到来也让汉族人民接受了“裤”这一服装形式。但因无法完全摒弃宽大袍服的传统着装习俗，所以，广袖褶服搭配大口裤开始流行。此外，鲜卑统治中原后，甲骑具装开始大量使用，在卤簿仪仗中占据重要地位。《宋书》中记载，刘宋朝时，江左直称甲骑具装为“鲜卑具装”，证实其来源于鲜卑文化。重装骑兵的护卫增强了出行气势，使北朝时期的卤簿仪仗具有极强的鲜卑特色和军戎色彩。发展到唐朝时期，甲骑具装实用性减弱，多起装饰仪卫作用出现在皇帝、太子的出行仪仗队中，已经很少出现在战场。总而言之，北朝出行仪仗的服饰变革既没有完全继承鲜卑传统服饰，也没有全盘接受中原地区汉魏服饰，而是融合了自身传统和汉魏旧制形成了独具新意的服装搭配。

　　北朝时期，战争频繁导致社会动荡不安，但政权间的贸易交流未曾中断。贸易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不同地区的文化汇聚于中原大地，使得北朝文化异彩纷呈又独具魅力。走进大同市博物馆共享大厅内，北魏沙岭壁画墓中的车马出行复原图和北朝博物馆中的卤簿俑阵，多元文化交相融合所碰撞出的宏大气象令人流连忘返。通过分析每一处细微的文化特质，能够更为深刻地感受平城时期这座民族文化融合大都市的独特魅力。胡汉文明均是中华文化的参与者、缔造者，没有地位高低之分。胡汉之间生成的合力与其他文明一道无疑成为构筑中华民族璀璨文明的重要力量，共同诠释出了中华文明的深刻内涵。与此同时，北朝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兴盛，大大加强了欧亚大陆各地区的交流，推动了区域历史横向发展的进程，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