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农村度过。那时,虽然家里安了电灯,可三天两头会停电。冬日昼短,白天摸摸索索很快也就过去了。庄稼人,大多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一擦黑就吃晚饭。可总不能撂下碗筷就睡觉吧?剩下的那段时间,无所事事,就显得有些漫长了。
霜华满地,严寒彻骨,万籁俱静,家家户户几乎都是早早地关门闭户。对庄户人来说,冬季是一年之中最为清闲的日子,可他们懂得珍惜每一寸时光。通常,母亲刷锅洗碗喂猪一通忙活,收拾利索后,便把煤油灯端到土炕中央的方桌上。一家人守着火炉干些零碎活,来打发这寂寞的夜晚。
最热的炕头,是专属于姥姥的地方。她盘腿往那一坐,伸手从窗台拿过她缝制了一半的虎头鞋。黑色的鞋头上,用针线和布条勾勒出的虎眼、虎眉、虎嘴、虎鼻,红、黄、白间杂,轮廓清晰。我不知道,那栩栩如生的图像,大字不识的姥姥,是如何惟妙惟肖地描画出来的。缝完一部分,随着色彩的变化,姥姥要换一种线。她屁股往前挪挪,脸凑近油灯,用嘴唇将线头抿抿,再用两个手指肚捻捻,然后把针线举到老花镜前。左厾厾、右捅捅,可那线却像故意捣蛋似的,怎么也不肯穿进针孔。这时,姥姥便会叫我:“小儿,过来帮姥姥纫上针。”我接过针线对准针眼,只一下便穿好了。姥姥不光做虎头鞋,还纳鞋垫,用碎布条给我们拼缝书包,手里从不闲着。
母亲坐在炕的另一头,一针一线纳着她那似乎永远也纳不完的鞋底、缝补着一家人那似乎永远也缝补不完的衣衫。母亲纳鞋底的姿态,优雅得宛如一幅动感的画卷。她左手拿着鞋底,右手捏着穿好绳子的钢针,中指戴着一枚顶针,面前还放着针锥和尖嘴钳。母亲先用锥子把鞋底扎透,拔出来,再顺着锥眼插入钢针,用顶针用力一顶,针就穿过了鞋底,拿起钳子夹住针尖一拽,“哧㘄”一声,一个针脚算是完成。她时不时会把鞋底凑到灯前,看看针脚纳得齐不齐;纳过几针,又会把针在头顶的头发里蹭蹭。随着煤油灯的燃烧,灯捻上不时会结下灯花,灯也变得昏暗起来。母亲用针剔掉灯花,再将灯捻往上挑挑,灯头的火光跳动两下,屋子里顿时又变得光亮起来。那节奏分明的“哧㘄”声,像一支夜曲,流响在时光的河,流响在寂静的夜。
父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也不识闲。我们有时候拧棒子,有时候剥花生,没事的时候就拆从生产队领回来的铺衬条(针织布的碎布条,拆成线可用来擦拭机器)……当然,我最愿意干的活还是剥花生,因为剥出来的“秕子”,父亲会允许放在炉口的铁圈上烤来吃。无剧可追,无网可游,无圈可看,甚至没有明亮的电灯。可就在那昏黄、摇曳的煤油灯下,一家人说说笑笑,其乐融融,不知不觉便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也打发了漫长的冬夜。
这幅冬夜图景,像极了一幅版画,深深地烙刻在我的脑海深处。每当回想起那番情景,我便不由得想:其实,生活并不一定要有“诗和远方”,但它一定离不开亲情的陪伴,离不开最现实的人间烟火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