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书法，让我再次亲近了笔。一支支笔从记忆的深海中旋转而来，荡起的涟漪扩散着旧时光的印迹。

　　最早看见笔，大约在我五六岁的时候。奶奶送走在她家吃饭的人，站在门口转身对我们几个小孩子说：“瞧瞧人家吃派饭的‘大人物’，穿着带兜袄，口袋上插着笔，多带劲！你们长大也能这样就好了！”奶奶说完，又望了望那人的背影。我不知道带兜袄的意思，但奶奶说的笔被我深深地记住了。我和奶奶都盼着有“大人物”来吃“派饭”，她觉得体面，因为生产队给派饭，都是安排干净的农户，一顿饭还有两毛钱四两粮票的补助；我就想看看人家口袋上插的笔。

　　终于又有人被派到奶奶家吃饭了，我和堂兄弟趴在门缝往里瞅，使劲看人家的口袋。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个烟卷粗、黑乎乎、闪着光的头——那是笔吗？应该是。那人瞥见我们，招呼我们进屋吃饭。奶奶让我们等人家吃完再吃。我进屋后又仔细观察他的上衣兜，那里有个小盖，盖上留个小口，正好让笔露出来。那天在奶奶家吃的什么饭忘记了，但奶奶说的“大人物”上衣口袋插着的笔，却像印章一样印在脑海里。懵懂的我，感觉口袋上插的那支笔不一般，它像过年才能吃到的猪肉、穿到的新衣服一样，闪着光亮投射在我童年的天空中。长大后，我弄清了小时候奶奶口中的“大人物”是下乡干部，他们穿的衣服是中山装或者制服，上衣口袋盖专留插笔的口儿。那时候，上衣口袋插笔是一种时尚，暗示身份，是那个年代特定的标识。

　　我上小学了，用两分钱一支的铅笔写着汉语拼音、做着算术题。铅笔用到小手指长，还舍不得扔掉。班里的同学也一样节俭，有个同学用捡来的子弹壳套在铅笔头上，引得大家眼睛直勾勾地看，围着他挨个去试写字的感觉。当我握着冰凉发光的黑黄色子弹壳的笔套时，想起了在奶奶家吃饭的“大人物”口袋上插的笔，感觉很奇妙。

　　小学三年级时，我花五毛钱买了一支钢笔，可惜没有笔夹，不能插在上衣的口袋上，我上衣也没有口袋。尽管如此，用钢笔写字依然很满足，蓝黑字映衬得老师的红钩格外鲜艳。后来，我用上了有笔夹的钢笔，还有经常需要哈口气才出油的圆珠笔，一支又一支笔，陪伴着我学习的历程，直到师范毕业。

　　我教书的时候，用粉笔板书。教室里的黑板已经很旧了，灰白中夹杂着点点黑色，粗糙不平。写字的时候，粉笔末像雪屑一样飘落在手上、头发上、衣服上，也会随着窗外吹进来的微风飘落到学生们的周围。

　　课堂上写字用粉笔，课余时间刻测验的练习卷用铁笔。先用铁笔刻蜡纸，再用油墨机印出来。铁笔比钢笔长，笔头很细很尖，把蜡纸铺在石板上刻写。虽然刻蜡纸比较简单，但刚开始我也是花费了一番功夫才上手。用铁笔刻写比写钢笔字慢，我掌握不住手劲，有的字“蜻蜓点水”，用油墨滚子滚那些字，蜡纸漏不下墨而成空白；有的字又用力过猛，划得蜡纸“伤痕累累”，漏墨过多而成黑乎乎的点子，也没法用。经历过几次失败后，我终于找到手感，用铁笔写楷书或仿宋体，一笔一画，笔笔到家。刻写时，我宛如一个在田园中劳作的农夫，在劳作中播撒一个教师的希望，别有一番惬意。

　　“忽如一夜春风来”，上世纪九十年代，无尘粉笔进入课堂，师生每节课不再遭受粉笔末的侵扰。尤其到了新世纪，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教育大数据时代到来，电子白板、网络平台等多媒体设备进入课堂。教师在讲授中，利用多媒体进行PPT演示、文件传输、实物展示。具有魔力般的感应笔，在电子白板上既能写字，又能像计算机鼠标一样，根据教学需要随心所欲找到辅助内容，还可以任意选择颜色、调节粗细，轻松画出各种漂亮的图形，开启出一方直观斑斓的世界，把学生巧妙带入情景中愉悦地汲取知识的甘露。

　　工作之余，我也爱写点文字，或敲打电脑的键盘，或点击手机上的字符，一行行字就出现在屏幕上，此时闪烁的光标完成书写笔的华丽转身。

　　笔在古代被列为文房四宝之一，因而在报告文学、评论性的文章中常用“笔者”代替“我”，彰显笔的重要性。而环顾周遭，曾经在学习工作中不可或缺的笔，渐渐退后到偶尔用来签名的地位，大多数成年人已没有握笔书写的习惯了。

　　此刻，我又像学生一样手执毛笔，一笔一画地书写文字，品味着古代“尖、齐、圆、健”的四德内涵。文化学者余秋雨在《文化苦旅》中的《笔墨祭》篇中，说毛笔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努力去捕捉“美的精灵”，让它化成尖尖的小荷，在岁月的池塘摇曳生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