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妻；杂言之赡，极于木兰。”这是明朝文学家、诗论家胡应麟在其诗歌理论著作《诗薮》中对《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的评价。到了现代，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中对《木兰辞》如是评价：“《木兰辞》足以压倒同时期南北两朝的全部士族诗人。”

　　对于范文澜先生的观点，学术界有一定的不同意见，认为此评价有些偏高。不过将《木兰辞》放在魏晋南北朝乐府作品范围内进行观察时，就会发现这首广为流传的作品完全可以碾压南北朝，即使放眼整个中国古代文学史的乐府作品也罕有对手，除了汉代乐府《孔雀东南飞》能与之并驾齐驱，被人合称“乐府双璧”外，大概无出其右者。

　　《木兰辞》的叙事中国人耳熟能详，讲述了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战场上建立功勋、凯旋后不愿做官只求回家团聚的故事。《木兰辞》广为流传，木兰艺术形象以其独特的魅力历久弥新，逐渐超越了单纯的女性形象，成为忠诚、勇敢、孝顺与身份认同的象征，并得到历代读者的喜爱，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典型符号、古代巾帼英雄的代名词。

　　从国内中学语文课本到连环画，从戏曲到影视，从芭蕾舞到杂技，从民间叙事到学者研究，从中国影视界到美国好莱坞，在中国诸多传奇故事中很难再找出一个像木兰这般内涵丰富的主题富矿了。

　　关于木兰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符号、女性经典形象的时空问题一直有人关注、研究，也一直有多种观点——《木兰辞》产生时代、木兰是哪里人等形成诸多争议，木兰从何处走向世界便成了一个学界和社会共同聚焦的话题。

　　现存通行版《木兰辞》最早见于北宋神宗、哲宗年间文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据郭茂倩所述，《木兰辞》转引自南朝陈释智匠所著的《古今乐录》，不过木兰的身世及原作者均不详。

　　郭茂倩将《木兰辞》作为一首民歌归入了《鼓角横吹曲》之中。横吹，就是用来在军中奏响、鼓舞士气、适宜马上演奏的歌曲。“横吹曲，其始亦谓之鼓吹，马上奏之，盖军中之乐也。北狄诸国，皆马上作乐，故自汉以来，北狄乐总归鼓吹署。”与《木兰辞》同属一系列的还有《琅琊王》《紫骝马》《钜鹿公主》《慕容垂》等作品，展现了北方刚健尚武的英雄气概与质朴明朗的遣词风格。

　　中华书局前总编辑傅璇琮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文学史料研究丛书》之一《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料述略》介绍，“北朝乐府民歌今存六十余首，全部辑入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其中《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收录六十六首。《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间有一二。”同时引用《古今乐录》资料说，“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

　　关于《木兰辞》产生的时代，有人认为是唐朝，也有人判断为北朝。不过，从学界的主流观点来看为后者。

　　著名学者余冠英先生在《乐府诗选》中论说《木兰辞》时指出，“诗的时代虽然众说纷纭，但不会产生于‘五胡乱华’以前，这是从历史地理的条件可以判定的。也不会在陈以后，因为陈代人智匠所编的《古今乐录》已经提到这诗的题目了。最可能的情形是事和诗都产生在后魏，因为后魏与‘蠕蠕’（即柔然）的战争和诗中的地名相合。这诗产生于民间，虽有经后代文人润色的嫌疑（如‘万里赴戎机’以下六句），保存民歌风调的地方还是很多，如开端和结尾以及中间‘东市买骏马’‘爷娘闻女来’两节都很显著。‘策勋十二转’是唐代制度，可能是唐人用当时制度窜改原文。但这种地方不必拘泥，因为本诗的数字未必能做什么根据。”

　　余冠英先生论述了《木兰辞》产生的时代，而且论及此诗的民间特色和唐人润色问题，论证有据，言简意赅，不得不让人信服。文史大家萧涤非先生《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中的《北朝民间乐府——附论木兰诗》持论也一致。

　　20世纪80年代，许可、赵从仁、唐长孺等学者均有关于《木兰辞》的研究。有研究者提出，诗中未明确记载木兰的姓氏，是因为“木兰”本身即为姓氏，与鲜卑族的“穆兰”姓相通。有学者剖析战争场景指出，木兰从“黑山头”至“燕山”抗击胡人的描写，与北魏与柔然之间的战争背景高度契合。有学者通过研究“可汗”“天子”等称谓判断，《木兰辞》初创于北魏平城时期，是一首鲜卑族的民歌。

　　今天，学界研究的主流观点集中于《木兰辞》的原型初创于北魏，经历了唐人的改写与润色，唐代已广为传诵。

　　不过关于木兰的身份研究依旧观点多样。例如，木兰的姓氏有花姓、魏姓、朱姓、木兰姓等说。关于民族亦有汉族、鲜卑族之说等。关于木兰是哪里人，有河南虞城、湖北黄陂、陕西延安、安徽亳州、山西大同诸说。

　　近年来，结合大同北魏明堂考古和《木兰辞》中的城市规模、战争行动、军事制度、元首称谓、历史地理等，一些学者研究认为，木兰形象就源于北魏首都平城。“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大同发掘再现的北魏明堂遗址公园，更是以强有力的证据碾压黄河以南区域木兰故里之说。

　　中国发现并考古发掘的北魏明堂遗址只有一处，即位于大同平城区的北魏平城明堂遗址。1995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北魏平城明堂遗址，并对其进行了科学发掘和清理。考古结果显示，北魏平城明堂建于孝文帝太和年间，是北魏帝王举行朝会、祭祀、庆典等活动的重要场所，兼具祭天祀祖、告朔行令、观象占卜、敬老尊贤等功能。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和文献记载表明，明堂、辟雍、灵台“三宫合一”的形制，是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重要成果，反映了其对中原礼制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16个世纪前，能够“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的城市绝非普通北方城市；“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出发地则显然具备相当的交通条件；“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北方游牧民族部族兵制和中原世兵制的融合环境里，木兰才会代父出征；在北魏定都平城的岁月里，木兰大概率才能“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在北魏狂飙突进的改革大潮中，木兰凯旋在明堂中见到的天子亦是可汗，优秀女性还可在宫廷居官“尚书郞”……

　　能够对应这些历史要素的城市，越来越指向北魏帝都平城。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平城登基后，不断向外扩张，征战频繁；到了拓跋宏时代，皇帝更是亲自上战场，开疆拓土，平定边患。《木兰辞》写的可能就是此背景下的个人命运。

　　那时，活跃在长城之外、大漠南北的柔然汗国，控制的疆域北及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达西拉木伦河、西及西域天山一带，存在时间长达150余年，成为北魏的凶悍对手。

　　公元391年，拓跋珪亲率铁骑奔袭千里追杀不服管教的柔然部落，柔然部落沦为俘虏，被安置在云中郡。

　　此后北魏集中精力鏖战中原，柔然部族逃到了大漠以北，“社仑远遁漠北，侵高车，深入其地，遂并诸部，凶势益振”。巅峰时期，柔然的控制区域“其西则焉耆之地，东则朝鲜之地，北则渡沙漠，穷瀚海，南则临大碛”，俨然草原上的新一代霸王，并试图南下中原。

　　随着一代雄主拓跋焘继位，北魏国力再上台阶。从公元424年至449年之间，拓跋焘亲征柔然13次，兵锋已达菟园水（今蒙古国巴彦洪戈尔省图音河），“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度燕然山”。柔然遭受伤筋动骨的打击，“前后降魏者三十馀万落，获戎马百馀万匹，畜产、车庐，弥漫山泽，亡虑数百万”，大檀可汗忧愤交加去世。

　　《木兰辞》的创作背景、描述的内容，很可能就是北魏平城时代持续数十年对柔然战争的浓缩，而木兰正是那个时代的传奇英雄。诗与形象，共同成为今人走近“历史现场”的通道，让远去的北魏平城时代多了可感可知的温度。

　　今天，《木兰辞》不断被新的艺术方式书写，一个中国北方女子的非凡经历始终洋溢着浪漫主义色彩，成了突破东西文化壁垒走向世界的艺术形象——她超越了单纯的女性角色，体现出自主意识，不断实现自我价值。

　　无独有偶。与能贴花黄能上战场的传奇英雄木兰同处一个大时代的，还有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冯太后。她临朝专政凸显政治才能，锐意改革尽显过人胆识，为北魏之兴居功至伟。

　　变化与交融，多元而灿烂。北魏，为女性创造了不一样的环境与文化。她们可以做女红可以上战场，可以决策朝堂可以推动改革，与男性共同书写了一个北魏平城时代，孕育了一个伟大的开始——中国由此迎来隋唐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