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宿白先生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当时我任云冈石窟讲解员，先生来云冈考察，我受命陪同。由于年轻与无知，我滔滔不绝地为先生讲洞窟，先生一直耐心地听着，并择机为我做专题讲解。作为大家，对一个初出道的讲解员如此关爱，瞬间消除了我对先生的陌生感。之后几年间，凡听说先生来云冈，我定会跟着先生看洞窟，听先生讲云冈成为我时常的惦念。

　　1986—1987年，《中国美术全集·云冈石窟雕刻》、《中国石窟·云冈石窟》二本书的摄影与基础调查工作在云冈展开，正在河南大学文博干部专修班学习的我，假期回单位参加相关的工作。在做洞窟内容总录调查的时候，洞窟编号问题让大家头痛。在先生的指导下，我对前人的洞窟编号进行了梳理。这是我第一次作石窟考古工作，先生帮我理清思路，并嘱咐我写一篇关于云冈石窟洞窟编号的文章。我按照先生的要求对云冈石窟曾经的编号进行了汇总，并将与先生一起踏勘的洞窟编号及编号原则撰文呈送先生审核，先生特别认真地对文稿进行了修改，纸上落满先生的笔迹，最终此文以《新编云冈石窟窟号说明》一文发表于《文物》1988年第4期，成为云冈石窟最新的洞窟编号。

　　1988年4-5月，国家文物局决定在云冈石窟保管所举办“全国首届石窟寺考古培训班”，我参与了培训班的前期准备工作，目睹了先生为培训班课程安排所付出的努力，从课程设置到授课老师的安排，先生都亲自过问，甚至对哪家单位来几名学员都提出具体意见。培训班于1988年7月5日在云冈石窟正式举办，我幸运地成为培训班中的一员，亲耳邻听先生的讲课，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中国石窟寺的分布及各区的特点，云冈石窟的分期及与周边石窟的关系。先生不顾年事已高，亲自授课，晚上还会检查自习的情况，定期考试，如不及格还会受到批评、重新补考。学员们在短期内强化了石窟寺考古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受益终身。培训班结束后，由赵曙光和我对培训班授课录音带进行整理，后由文物出版社结集《中国石窟寺考古概要》出版，成为石窟寺考古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