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宿白先生有过三次接触。

　　1984年岁尾，我进入时称云冈石窟文物保管所从事讲解工作。1986年初夏，我接到通知，宿白先生将在云冈中院接待室（第5、6窟前原赵承绶别墅）讲课。授课时间安排在傍晚饭后，小小接待室里的座位按照课堂的形式摆放着，主持人高度评介先生的学术地位与成就后，先生开讲了。那一幕我印象非常深刻，他接过话来干脆利落直扣主题，一句客套也没有。先生从早期佛教遗迹到中国佛教石窟寺的分布，从考古文献的学习到云冈石窟的分期，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几乎没有停顿。这堂课让我懂得了治学的正确态度。

　　1987年，文物出版社与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中国石窟系列图著，有几篇稿子急需先生审阅，我受命去北大送稿件。先生家的客厅正墙被一堵书柜占满，里面全是旧版二十四史以及函装类典籍，椅子旁边也堆着书。先生依然直入主题，拿起稿子就看。

　　1998年，第一届石窟考古培训班在云冈举办，近三个月时间里，先生总是抽空进窟区考察，他是为了后来发表的著名的《平城实力的集聚和“云冈模式”的形成与发展》论文做材料补充。我们跟在后面，听他讲洞窟，看他现场画图。他勾勒的线图结构准确，线条流畅，我当时想，他若不去考古也应是一位好画家。后来听人说，某文革中毁掉的寺院就是按照先生的手绘复建的。

　　与先生的几次接触，让我受益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