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平城时期的法制变革具有独特的样本价值，蕴涵着民族融合时代背景下，中华民族法律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实践进程与思想文化线索。鲜卑族及拓跋氏信守黄帝后裔的身份认同和华夏文化认同，为法制变革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第一，中华传统法律文明建立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特别是“思想文化认同”基础上，是法律变革演进、法制转型的先决性因素。北魏鲜卑族对西周以来形成的华夏文化的内核要素具有强烈共鸣，极大地消解了法律制度变革中的文化隔阂，法制作为制度文明的典型形态，以嵌入到文化系统的方式存在，因而受到思想文化的引领或制约，这是人类社会法律文明严谨的基本规律。当前，“法治”已成为国家社会治理与制度建设的确定目标，我们在实现法治目标的过程中，应当自觉秉承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我们必须寻求民族身份与思想文化认同基础上的法治道路与模式，方能消弭冲突，顺利实现转型变革，这是历史的经验与规律。

　　第二，中华传统法律文明的鲜明特征是基于“天人合一”“道法统一”观念的包容统一性。法要受到“道”“德”“礼”“俗”“人情”等多种关联因素的指引约束，一方面，法律的独立属性不得彰显，另一方面，法律始终与制度体系和文化系统保持着互动影响。法律的治理在“道”的层面始终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在“术”的层面则是自觉与其他治理模式相互融合，呈现出融合状态，形成了“法治与其他治道分工协作、互济互补、相融相合的善治模式”。

　　第三，北魏平城时期法制变革是按照“自上而下”精英模式推进的，君主为代表的统治阶层面对人才选拔甄别、了解民间情况、发现基层问题、检验制度效果等治理问题时，需要突破各类信息壁垒，解决各类隐患挑战。同任何一种制度设计一样，虽不能保证在任何时候都实现良好效果，但都为校正失误、调校方向保留了具有稳定性的条件和余地。

　　北魏平城时期的法制变革实践彰显了理念上的“仁政德治取向”、主体上的“贤人治理取向”、内容上的“严惩谋逆贪腐、节制豪强取向”等思想主旨，在近百年历史中保持了稳定的价值导向，并延续影响了隋唐乃至宋元时期的法制发展，奠定了传统法律的民族融合传统，推动了中华民族法律共同体形成的历史进程，对于当前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启示。　　　　　　 市司法局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