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历史，无论北魏法制还是南宋法制，均已凝聚成中华传统法律文化的一分子，流淌在我们每个人的文化基因之中。各位专家学者相聚于大同，从地方法律文化的历史变迁中汲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营养，必然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凝练提升，有助于新中华法系的发展。”杭州师范大学沈钧儒法学院副院长、教授余钊飞接受采访时表示。

　　余钊飞告诉记者，北魏定都平城期间，历代统治者高度重视立法。在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历史潮流中，北魏揽胡汉各族精英于一朝，集历代封建立法和司法经验之大成，融汇北方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之精华，广采博收、取精用宏，多有创举。近百年间多次修律，创立了具有多元特色的法律制度，在中国法制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中华法系的最终形成作出杰出贡献。相较于勇武开拓的北魏，南宋则更多的是偏安守成。在法典编撰方面，南宋自孝宗始致力于法典的系统化和便捷化，出现了“条法事类”这种综合法典，其中，《庆元条法事类》涵盖最广、影响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收录了从南宋初年起至庆元年间六十余年的敕、令、格、式及随敕申明。

　　□  本报记者  何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