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主要是为了防御北方的少数民族而建，是战争产物。历史上各个朝代向长城延线广大地区移民、屯田，长城区域的争战本身在客观上都起到了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因此，长城不单单是军事防御工程，长城所在区域更是古代各民族交错杂居，既互相对抗又互相学习，乃至共同生活的地方，由此产生了广泛的民族融合。

　　在长城区域两千年的民族融合过程中，除汉族外，与长城关系最密切的有匈奴、鲜卑、氐、羌、突厥、契丹、柔然、女真、蒙古等十几个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长城区域与汉族或其他各民族之间相互融合。同时，有些少数民族还直接参与了修筑长城。明、清两朝，长城在民族融合的力度和广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以大同为例，大同长城可以说是最典型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分界线，也是汉民族和其他多个民族交往、交流、融合的大舞台。“融合之都、从此大同”八个字，更是十分经典，充分说明了大同地区在中国古代多民族融合过程中的巨大贡献和独特地位。

　　总之，长城不但保护了中原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保证了中原地区的强大和统一，而且促进了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的高度融合。因此，长城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意义上，长城确实发挥了民族融合的纽带作用。

　　（作者系山西省长城保护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