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长城内山西汉人不同群体，通过多种途径走出长城，进入蒙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融入当地，加强了蒙汉民族经济与文化的交流。

　　（一）被掳掠而去的汉人群体

　　嘉靖时期，驻牧于宣、大边外的俺达兴起，由于嘉靖皇帝实行“绝贡”政策，蒙古部族又亟需改变单一的经济现状，故频繁大举南下。这一时期，被掳掠的汉人尤其多。这些被掠去的汉人，除充当奴隶外，也有获得土地、牲畜，成为被剥削的农民。

　　（二）躲避赋役的农民群体

　　明朝中期，赋役繁重，山西北部民众因地缘关系，纷纷逃亡边外，谋求生存，在边外定居。《五杂组》载“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网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明朝的腐败，繁重的赋役，使得大量的劳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蒙古丰州川的开发，农牧业的发展，吸引了大量衣食无着的汉族劳动人民自动走出边外，谋求生存。

　　（三）逃至板升地区的汉人知识分子

　　俺答汗为了建设丰州地区，对于迁徙到丰州川的有知识、有才能的汉人比较重视。嘉靖三十四年“丘富说俺答收奇伟倜傥士，县书穹庐外:孝廉、诸生幸辱临胡中者,胡中善遇之,与富埒。于是边民黠知书者，诈称孝廉、诸生,诣虏帐,趾相错。俺答令富试之,能者统众骑，不则给瓯脱地,令事锄耨”。这个政策吸引了部分汉人知识分子前来为蒙古部族效力。由于蒙汉语言不同，蒙汉人民的交流会产生诸多问题，俺答汗亦让一些汉人知识分子到蒙古部族中去教授汉文。

　　（四）边外谋生的贸易群体

　　嘉靖皇帝的“绝贡”政策，使蒙汉双方处于对峙隔绝状态。但是，私下的民间贸易一直存在。面对明政府的打压，不少山西边地的军民为了同蒙古进行私市贸易，而选择内外相通，逃到塞外进行贸易。如大同阳和军马西川、榆次李孟阳及老营李义等十几个人结成伙，专门到塞外与蒙古人私易马尾。

　　嘉靖时期，诸多山西汉人群体不断去往蒙古，他们中既有将士官兵、知识分子，也有白莲教徒，但更多的是被掳去的明朝边地百姓。这种情况的出现，一是源于明朝政府的日益腐朽，边防的破败不堪。二是明朝繁重的赋役与蒙古相对优越的政策。这种人群的流动客观上促进了边塞地区的发展，增强了蒙汉民族间经济的交流、文化的融合。

　　（作者系山西大同大学云冈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