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到了，我想起了初中时教语文的常老师。

　　记得那是1975年冬天的一个上午，天冷得很，教室里生了个小炭火盆，窗户上结着霜花。第一节课是语文，常老师抱着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声音洪亮地说：“今天这篇《众人拾柴火焰高》，要当范文念一念——学明同学，你站起来读一下。”

　　我一听叫到我，心猛地提到嗓子眼，脸发热，手发抖，站起来的时候腿都有点软。可我还是低着头，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完了。教室里静了一下，然后常老师说：“不错，写得实在不错。”

　　就这么一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从那天起，我感觉心里好像有什么被点燃了一样，更加喜欢语文、喜欢写东西了。到了高中，我的语文成绩一直拔尖，作文常被贴在墙上。可我知道，那颗种子，是常老师在那个冬天种下的。

　　常老师四十多岁，个子不高，瘦瘦的，皮肤白净，戴一副黄色边框的眼镜。他高小毕业，在那个时候，可是村里头有文化的人。谁家需要帮忙读封来信或者写封回信，都来找他。地里刚收的土豆、南瓜、豆角，也常有人悄悄放在他宿舍门口。

　　我们学校是五间土坯房，四间当教室，一间是办公室兼宿舍——常老师和教数学的王老师就住那儿。全校就两个老师：常老师教语文、政治、历史；王老师教数学和物理。我们是复式班，一排初一，一排初二。这边上课，那边自习，轮着来。

　　最特别的是，常老师让我们早晚都上自习。这在全公社八个村的学校里，独一份。那时候还经常有人讲“读书无用”，可常老师不管这些，他说：“学生嘛，就得把学习当正事。没文化，将来怎么建设国家？”

　　有个同学的父亲找上门来，说：“俺娃是男孩，得早点起来下地！”常老师没急，慢声细语地说：“种地也得有文化啊，现在化肥怎么用、种子怎么选，不懂行可不行。”那人听了，没再说啥，走了。

　　常老师抓教学是真严，也真有办法。写字、造句、朗读、背书、作文，一样不落，从头抓到尾。他讲课，深入浅出，讲得有意思，连最调皮的学生都爱听。谁上课走神，他就让谁站着听；谁打架，就罚谁扫地一星期；谁成绩跟不上，他周末叫到宿舍给补课。

　　有个同学连续几天上课打瞌睡，常老师没有责骂他，得知那孩子周日帮家里犁地，干到很晚，太累了，专门跑到学生家里去家访，劝说孩子父亲不能让孩子过度劳累而影响学习。

　　常老师的家就在五里外的邻村，可他很少回家，一年到头，地里的活几乎全靠他媳妇一个人扛。她有怨言，说：“你心里只有学生，哪还有这个家？”常老师坐在炕沿上，低着头，一字一句地说：“咱家的地荒了，顶多少打几斗粮；可要是把学生荒了，那可是耽误一辈子的事啊。”

　　后来我参加工作，提笔写文章的时候越来越多。每当我坐在灯下敲字，手指在键盘上跳动，眼前就浮现出那个冬天的早晨——炭火盆冒着烟，粉笔灰在阳光里飞，常老师站在讲台前，冲我点点头说：“今天这篇《众人拾柴火焰高》，要当范文念一念——学明同学，你站起来读一下。”

　　现在我的文章偶尔能在报纸上登出来。每次看到报纸上印着我的名字，我就忍不住想：要是常老师还在，他一定会戴上那副黄色边框的眼镜，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完，然后笑着，冲我竖起大拇指。

　　那篇《众人拾柴火焰高》早就找不到了。

　　可我知道，它一直在我心里，亮着。